[摘要]  经过7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改革和开放，我国社会建设进入新时代。尤其是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要求从理论建设的高度来审视社会领域中的所有问题：社会治理、社会建设、公共服务等，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需要从审视“社会”的基本内涵，重新理解“差序格局”的涵义，深入研究“基层”在中国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把握70年来社会领域的历史变迁，以及从乡土到城乡的社会空间拓展中的社会关系模式变迁等五个方面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建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建构，承担着从各个独立学科的不同视角分析社会领域中的独立问题到从总体上把握整个社会发展所有问题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社会关系；社会建设；理论

　　[作者简介]  丁元竹（1962－），男，山东日照人，社会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应有之义，它最终是为了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以人际交往为核心，以精神满足为目的。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改革和开放，我国社会建设进入新时代。尤其是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要求从理论建设的高度来审视社会领域中的所有问题：社会治理、社会建设、公共服务等，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建构承担着从各个独立学科的不同视角分析社会领域中的独立问题到从总体上把握整个社会发展所有问题的历史使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本文从理解社会入手，对社会关系的特点和本质进行分析，期待从更深层次理解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新时代社会建设提供一个学术视角。

　　一、审视“社会”的基本内涵

　　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社会学逐步融入到其他学科，如民族学、劳动就业等，正如费孝通所说：“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各大学撤消了社会学这门课程和停办了这个学系，……。”[1]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独立的社会学学科和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根据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社会学开始恢复。社会学自其恢复之日起就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洪流之中，这既是党中央决定恢复社会学的本意，也是中国百年之学术传统。费孝通是当时恢复中国社会学的领衔人，他带头进入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领域，开展了小城镇研究和边区开发研究，探索如何建立面向人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严峻，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较低，农村和农业问题非常严重。这是中国社会学在恢复之初所必须面对的严峻形势。过去41年，中国社会学一直以实地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为己任，在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上贡献自己的视角和观点。

　　中国社会学恢复之初，费孝通不主张从概念入手来发展刚刚起步的社会学，主张从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实际问题入手恢复中国社会学。从恢复到今天已经40余年，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索“社会”的特点和内涵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也是发展和完善社会建设理论之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但人们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理论的社会学渊源并没有太多关注。事实上，21世纪初期兴起的社会管理以及后来的社会治理概念和理论主要是来自政治学的“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后来也成了社会组织、慈善事业等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之前提出的现代政府的四大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中的“社会管理”也是源自公共管理理论，源自于当时政府对改革和建设的目标定位。

　　在推进社会建设进程中，民生领域被视为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初按照计划经济体制安排社会事业，到21世纪初期人们用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理论来解释社会事业、为社会事业健康发展探寻道路，无疑是一大进步。谈到社会建设，还有一个领域，就是社会保障。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的社会领域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把这分散的领域加以凝练、提升和概括。这也是我们在本文中考虑的问题：经过41年的社会建设和发展，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是什么？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塞缪尔·鲍尔斯说过：“对于‘社会’，我指的是以对市场的广泛依赖为特色来分配经济产品和服务，实现政府权力的真正平等、法治、公共宽容，不因种族、宗教或其他出生偶然性引发的职业和地区移动障碍。”[2]鲍尔斯的意思是说，社会是一个与市场和公共部门——政府平行的领域，它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担当着确保公正和正义的角色，这也符合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追求效率，社会追求公平。社会建设的目标是确保政府设定的“平等、法治、公共宽容”的目标得以实现。当前，对社会的基本涵义进行界定既有历史积淀，也有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