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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创新与发展应当从中外德育比较研究中吸取营养
2014年04月15日 11:01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京) 作者:黄钊 字号

内容摘要:当前,搞好中外德育比较研究,意义十分重大。一是可以“从异中求同”,推进“洋为中用”,丰富与深化我国德育理论;二是可以“从同中求异”,保持中华民族特色,维护社会主义德育的基本原则;三是可以放眼全球、通观全局、把握时代脉搏,看准社会发展方向,作出正确德育抉择。

关键词:中外德育;比较研究;“从异中求同”;“从同中求异”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当前,搞好中外德育比较研究,意义十分重大。一是可以“从异中求同”,推进“洋为中用”,丰富与深化我国德育理论;二是可以“从同中求异”,保持中华民族特色,维护社会主义德育的基本原则;三是可以放眼全球、通观全局、把握时代脉搏,看准社会发展方向,作出正确德育抉择。

  关 键 词:中外德育;比较研究;“从异中求同”;“从同中求异”

  作者简介:黄钊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0)03-0054-05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国高校德育或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认真总结高校德育的成绩和经验,科学分析高校德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入把握高校德育创新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前,高校德育的创新与发展,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其中,从中外比较德育研究中吸取营养,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重要方面。中外比较德育研究,属于比较德育学的研究范围。比较德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德育现象与德育理论进行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性研究。这种研究,有纵向性比较研究与横向性比较研究两种类型。纵向性比较研究,属于古今德育比较研究;横向性比较研究,则属于中外德育比较研究。通过这两种研究,找出比较对象双方在德育领域的共同点与不同点,从而择优汰劣,吸取合理营养,为丰富与完善现实德育理论体系、推进高校德育创新与发展,作出贡献。

  比较德育学,是德育学的分支学科。“德育”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德育,仅指伦理道德教育;广义的德育,则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的综合。这个综合,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素质教育等,都含纳于其中。德育学作为一门重要学科,它有许多分支。除比较德育学外,还有德育学原理、德育方法学、中国德育学史、外国德育学史、德育心理学,等等。这些学科,都以“德育学”为其中心学科。所以,要推进德育学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围绕这些分支学科,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别予以探索研究。而注重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尤其显得迫切。这是因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复杂,这既给我国大学德育带来发展机遇,也给我们的德育工作带来诸多挑战。面对这种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必须站在时代高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抓好比较德育研究。通过比较,找出中外德育的差距,分清中外德育的优劣,以便更好地择精去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从而推进大学德育的创新与发展。

  一、坚持中外比较德育研究,注重“从异中求同”,对于推进“洋为中用”,丰富与深化我国高校德育理论,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德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杠杆,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德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活动,它又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由于社会存在不同,其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都存在着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不同民族没有完全相同的德育模式。这就决定了德育现象和德育理论具有多样性、丰富性。这种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德育体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我们进行中外德育比较的客观基础。我们之所以要进行中外德育比较,是因为不同民族或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德育,都有自己的特点或优势。实践告诉我们,世界上各民族,在德育创造方面,都显示了自己的独特智慧,都建立了适合本民族发展的德育体系,因而都与它民族的德育现象与德育理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性。我们的研究,既要看到这种差异性,又要敢于和善于从差异中找出共同点,即实现“从异中求同”,以便有针对性地汲取外民族具有积极意义的德育成果,从而丰富与深化我国高校德育理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当注意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使之为我所用。而“从异中求同”,则是吸取世界各民族长处、实现“洋为中用”的重要环节。

  所谓“从异中求同”,就是从不同民族的不同德育成果中,找出于我有利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加以借鉴,从而在某一方面,促使我与他实现一定层面的“同”。比如,中国与美国在大学德育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突出的是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或曰“思想政治教育”;而美国则把大学生的“公民教育”放在突出地位。两者确实具有明显差异。究竟孰优孰劣,必须通过比较研究,作出具体分析。中国在大学德育方面着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或“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的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1]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而美国注重公民教育,旨在向学生传授“尊重、责任心、可靠、关心、公平、正义、公民美德与公民素质”,“使我们拥有一个更富怜悯与责任心的社会。”[2]比较两者,应当说各有千秋。中国对大学生坚持实施“思想道德修养”或“思想政治教育”,是出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宗旨。这无疑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应当对自己的作法予以肯定,并将之坚持下去。同时,对于美国重视对大学生的公民教育,我们也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因为,将大学生作为“公民”的一员来要求,这对于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也有其积极意义。那么,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差异中找出于我有利的积极因素,即实现与对方一定层次的“同”呢?应该是可以的。我国早已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该《纲要》指出:“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纲要》的这段论述,对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的公民应当自觉遵守。在这方面,我们似乎也可以借鉴美国的作法,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把公民美德教育贯穿进去,也就是将《纲要》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向学生传授,使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就能自觉形成公民道德素养。这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可见,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从异中找出同”(即在公民教育这一点上,实现了与美国的近同),从而深化和丰富我国高校德育理论体系。

  又如,在德育中,中国和外国都涉及过“灌输”方法的运用。据有学者考证,在西方,自近代以来,由于传统德育把“灌输”绝对化,成为一种保守的德育方法。这种方法,后来被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所否定。“进步主义”的积极意义,就是在德育方法上反对绝对的、强制的和宗教式的理论灌输,主张高扬学生的主体性和德育的实践性,这对于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提高德育有效性,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由于这一派夸大了价值的相对性,使德育陷入以相对主义为基础的放任主义,以致在实践中完全排斥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道德知识的传授,其结果是使德育活动放任自流,实质上放弃了道德灌输的必要性,这无疑是十分有害的。与这一德育方法倾向相关联,西方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无灌输的道德教育”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坚持开放的教育,反对封闭的教育;坚持发展的教育,反对凝固的教育。这些无疑都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冲击了传统的“灌输论”。但是,这种“无灌输的道德教育”方法论,在提法上就有它的片面性。因为道德教育本身是有阶级性的,任何统治阶级总是要把自己的道德观加之于人,这就不可能毫无“灌输”。因此,所谓“无灌输的道德教育”方法论,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将西方的“灌输”论,与我国的“灌输”论作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种种“异”的存在。“灌输”作为一种德育方法,我们中国早已运用过。例如,我国古代的传《经》教学法,就具有“灌输”的性质。在当代中国,“灌输”一词是从原苏联引进的。列宁曾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要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必须经过理论灌输这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又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3]因此,“灌输”成为马克思主义德育学说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在学校贯彻实施“灌输”理论,把它视为德育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重大作用,至今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致使学校德育往往将“灌输”理论演变为“强输硬灌”的简单施教方法,以致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将中国的“灌输”德育方法的实施状况同西方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有种种不同之处。我们的“灌输”,既不同于西方古典性的、保守性的“灌输”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进步主义”者对“灌输”的种种冲击,更不同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无灌输的道德教育”方法论。这些无疑都属于“异”。对于这些“异”,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于我有利的东西,以便在某一点上实现与西方的近同。如前所述,西方“进步主义者”主张“高扬学生的主体性和德育的实践性”,这对于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提高德育有效性,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而“无灌输的道德教育”方法论者,强调“坚持开放的教育,反对封闭的教育”;“坚持发展的教育,反对凝固的教育”,则也有其一定层面的合理性。我们在灌输中将这些思想渗透进去,以改变过去在灌输中搞“强输硬灌”的片面作法。这就又在一定层面上实现了与对方的近同。

  从我国现实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青少年接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使以往在传统的封闭社会中具有高效性的“灌输”德育方法,面临着现代开放社会的巨大挑战。特别是对于大学生来说,更需要与时俱进地改变道德教育的方法。这是因为,大学生价值取向已渐趋形成,并常以一种独立的眼光、批判的视角去审视时代和社会的道德状况,而不满足于接受既定的传统的道德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重开放、重发展、重实践的德育方法,就值得我们借鉴过来,借以改造我国传统“灌输”方法的封闭性与凝固性,从而提高大学和中学的德育实效。

  综上所述,通过中西比较德育研究,注重“从异中求同”,我们就可找到有利于我国的德育成果,从而借鉴过来,实现“洋为中用”,以深化和丰富我国现实的德育理论,推进高校德育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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