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立与完善国家政权体系和基层群众的制度化联系机制，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要途径。要建立这一制度化机制，就必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要切实建立国家政权体系和基层群众的有机联系，就必须推进群众路线的制度化，主要做法有：进一步完善基层自治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基层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基层群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综合机制、利益维护机制，以及进一步建立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 群众路线 制度化路径

    作者简介：王宗礼，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在2019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善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创新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让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这一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仅仅体现为一种“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方法、也不仅仅体现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还要体现在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中，用制度来保障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瓶颈：国家政权体系与基层群众制度化连接渠道不畅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人们有个较为普遍的感受，就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投入与效果不成比例。不少基层干部感到工作压力大、投入多，可基层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人难管”、“事难做”、矛盾冲突不断的问题。对此现象一些研究者也给予了关注，试图解释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些学者指出，基层社会治理效果不佳的原因在于社会流动固化、经济不平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基层干部行为失当，等等。也有的学者认为，基层社会治理效果不佳，从整体上看是由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够健全造成的，认为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存在着有效连接社会成员的渠道缺失的问题，即社会体制没有制度化通道可以顺利连接基层群众，从而将基层群众纳入制度资源的共享整体之中。这一观点为我们认识基层社会治理效果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前甚或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是较为有效的。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与当时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了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系统，社会组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与此相适应，我国社会也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公共与个人”的连接系统，一方面各级党委与政府承担了公共资源配置的职责；另一方面，各级“单位”（在农村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直接和人民群众相联系，“单位”承担了对单位成员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社会成员从“吃喝拉撒睡”到“生老病死”基本上都由“单位”负责，基层群众通过“单位”这一纽带与国家政权体系紧密相连。在这样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国家政权体系对基层社会治理主要发挥着间接的作用，而“单位”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处在第一线，“单位”中的各个层级直接面对基层群众，基层群众通过“单位”这一制度化渠道与各级政权体系建立了联系，同时“单位”作为政府的代理人也发挥了平衡利益、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这种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基本解体了。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企业改制，大量社会成员成了没有单位归属的“自由人”，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过去“单位”所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能也被剥离出来，“单位”也基本不再承担政权机关和基层社会成员之间的“连接”功能，单位配置公共资源、凝聚群众利益、解决社会纠纷的职能也随之弱化，过去那种基层群众与各级政权机关的制度化连接渠道不复存在，而新的制度化渠道还没能及时建立起来，因此，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就出现了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有效反映、各级政权机关对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回应滞后、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积累等问题，导致了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低下。可见，国家政权体系与基层群众缺乏有效的制度化连接渠道，是现阶段制约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