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贵州连片贫困区的调研经验，本文从农民家庭的经济伦理与经济行为出发，对农民家庭的转型困境做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虽然“半工半耕”成为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的主流，但在弱半耕结构下，由于难以发展的糊口农业和农民家庭的社区羁绊，老人无力支撑起家庭退养职能和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农民家庭的“生存伦理”凸显出来。为了维持家庭再生产，农民家庭优化了劳动力配置，形成了以“钟摆”式打工策略为主的家计模式，但是，这种生计策略虽然维持了家庭的社区地位，却使家庭丧失了在社会转型中实现社会继替的功能，家庭由此陷入了新“生存伦理”陷阱。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面临更大的危机，农民家庭转型面临困境。

　　关键词：新“生存伦理”陷阱；生存伦理；发展伦理；半工半耕；“钟摆”式打工策略

    作者简介：刘景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重新刻画了中国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形貌（彭希哲、胡湛，2015）。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农民卷入其中，在城乡之间流动，限制农民进城的各种政策被陆续取消，无论是体制还是机制方面，进城农民基本上已经获得了与城市居民相差不大的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保障，基于农民身份歧视的就业限制如果说还没有完全清除的话，也已经十分有限了，并且仍然在进一步清除之中（贺雪峰，2017）。

　　在家庭转型的压力之下，改变家庭生产方式，达到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以实现家庭经济收入最大化，是中西部农村家庭的普遍选择。在此情况下，全年外出务工成为理性选择，除春节等重要节日之外，很多农民工一年到头极少回家，这成为普遍性现象，春运大潮即是最好的佐证。我们进而可以推论到，由于经济条件更为落后，家庭转型压力更为巨大，连片贫困区的农民家庭劳动力优化配置程度可能更高，在打工时间与打工强度上也可能更高。但在贵州连片贫困区调研时发现，这里的农民工回家的频次较高，且在家时间比较长，来回奔波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形成了当地人所谓的“来来回回”的钟摆式打工样态，这种现象并不是孤例，且业已被其他学者所发现（贺海波，2018；李翠玲，2018）。这种“钟摆式”打工样态减弱了农民参与市场获得收入的潜力，整个家庭的财富积累能力较差，在全国性婚姻市场下，形成了“光棍成窝，离婚成堆”的现象，家庭再生产面临威胁。这构成了认识与经验之间的悖论，也形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如何理解与解释这种现象，是本文关心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经济伦理与经济行为是研究农民家庭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家庭“争取最低生存限度生存的斗争是在缺乏土地、资本和外部就业机会的背景下进行的”（斯科特，2013:16）。“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托尼，2014）。由于处在生存线的边缘，农民家庭行为仍是建立在斯科特所谓的“生存伦理”的基础上的，保证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是家庭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在安全第一的伦理之下，农民所追求的不是经济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分配风险和较高的生存保障之间的平衡（斯科特，2013:5）。“过密化”的小农经济成为家庭主要生计模式。在“过密化”的小农经济下，仅敷糊口水平之上的小农生产持续着（黄宗智，2014:11），农业生产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当中。在“生存伦理”的考量下，农民家庭止步于小农生产领域，止步于日常生活消费的满足，而压制、消磨家庭的发展欲望。可以说，农民家庭陷入了“生存伦理”陷阱，只能维持在基本生存线而没有办法实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将农民卷入城乡间的地域流动、工农间的产业流动。土地承包制促使现今中国农户大多同时依赖小农家庭农场的种植和外出打工维持生活，没有完全无产化，形成一个以半工半耕农户为主要社会成员的社会形态，从而形成较低的贫困率（黄宗智，2010:85）。农民生计模式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农民作为“能动的主体”（夏柱智、贺雪峰，2017），充分利用外地市场和本地社区资源，完成家庭再生产，实现家庭目标。家庭再生产的顺利实现依托于代际分工，即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贺雪峰，2013）。以子代为主要承担者的“半工”生计与以父代为主要承担者的“半耕”生计共同支撑着家庭发展，“半工”结构带来的非农收入，是家庭城市化与家庭发展的重要资源，“半耕”结构带来的社区生活与农业收入，是家庭劳动力失业或“退养”的保障。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亦可能会此消彼长，甚者可能会相互掣肘，故半工与半耕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与伦理意义调适上应该保持一种内向的平衡。

　　城市化、工业化催生出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借由家庭劳动力资源调配，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窝工”现象，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内而外抑制了长期以来的农业“过密化”。总体而言，这是农民通过自主选择的双向流动而实现的家庭发展和渐进城镇化（夏柱智、贺雪峰，2017），它不同于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对夫妇式家庭兴起的强调（古德，1986:245），而表现为三代家庭的顽强存续（黄宗智，2011），指向家庭对城市化竞争的参与和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张雪霖，2015），小农家庭逐步转变为发展型小农家庭（张建雷，2018），家庭的“发展伦理”逐步凸显并替代“生存伦理”，成为农民家庭赖以转型的主导性经济伦理。

　　从过密化农业境况下以农业生产为家庭资源主要投向的小农经济到工业化境遇催发的普遍稳定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可见在家庭经济伦理和家庭生计模式之间必然存在一种调适和匹配过程，因此要理解农民家庭转型就要理顺这一过程内的关系变化。相关学者在探讨半工半耕结构的时候，主要强调了“半工”结构的重要性，认为“半工”结构带来的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与家庭收入的增长增强了“发展伦理”在家庭生计中的地位。然其背后隐含这一假设——半耕结构能够维持传统小农意义上的生计、适应社区内伦理性消费，不会对半工结构生成的发展空间造成掣肘。

　　在中西部的农业型村庄，农户生计的“半耕化”在能够保障家庭以往生活水准并在“半工化”的支持下可以适应社区发展的结构性压力时，半耕结构背后的家庭“生存伦理”处于隐而不见的状态，这得益于在市场化和消费型生活格调的大环境下，“半工”结构中的务工收入使农民家庭获得了资源积累的稳定源泉，为家庭的渐进式进城与阶层流动提供了可持续的经济基础。

　　但是，当“半耕”结构不能在家庭中留守劳动力手中得以维系的时候，其原本承担的家庭劳动力失业或“退养”保障功能必然弱化甚至崩溃，进而对半工结构形成硬性牵制，引致家庭再生产层面上的结构性危机，倒逼农户在劳动力配置、生产性投入、消费性支出等生计策略方面适时做出微调。实际上，此时“生存伦理”已经借由生计模式的微调回归了家庭经济伦理的主位，家庭基本生计失控的后顾之忧倒逼中青年劳动力的生产指向由外部大产业向农村家户农业收缩，弱化了家庭的资本积累能力和速度，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这种受制于“生存伦理”正当性约束下的“半工半耕”亚模式就造就了一种新“生存伦理”陷阱，阻滞了家庭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与释放。

　　本文基于贵州连片贫困区的调研经验，展开相关的论述。通过对连片贫困区生计模式的考察指出，弱半耕结构使得农村家庭“生存伦理”凸显。农民家庭为了维系“弱半耕结构”，保障家庭的底线生存，实施了以“钟摆”式打工为主的打工策略。这种打工策略使得家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家庭没有办法完成社会继替，最终陷入了新的“生存伦理”陷阱。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及所在团队2017年12月在贵州Y县、2018年5月在贵州Q县的驻村调研。Y县与Q县分属滇桂黔石漠化区和武陵山区，都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这里平均海拔在800到1000米之间，山高人稀，呈现出“大散居、小聚居”的特点，居住以小村寨为主，每个村寨户数在30到50户之间，人数在200人左右。农业生产方面，人均水田0.5亩、旱地1亩，但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且缺乏灌溉条件，主要靠天吃饭，且由于位于山区，山高坡陡，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主要依靠肩挑人扛从事农业生产。这里的村寨交通不便，直到脱贫攻坚才实现组组通公路和少量机耕道的逐步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