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大量的出版物面世，读者依据什么标准选择阅读？写作者凭什么要写这些东西而不是那些东西？对一部作品或者对一个作者来讲，写作价值的最高体现应该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产生影响。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只有7万字，封面素净，不见腰封，也没有各种提要，掂在手里，却让人联想起报告文学的“盛世年华”，比如《哥德巴赫猜想》时期，一字一句重千钧。关注这部作品者，自然有文学界人士，但更多是农村问题研究专家、经济学学者，是各级政府管理层，是直接有利害关系的农民。因为它对指导实践有帮助。这些都是这部报告文学产生的社会效益。

　　诚然，让《塘约道路》引起社会关注，是“道路”本身。书中写到的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是“榜上有名”的贫困村，近年来穷则思变，由党支部出面，把农民手里承包的零散土地集中在一起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发展，已经离开乡村的青壮年农民开始陆续返乡，被撂荒的土地重新种上了粮食，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重新凝聚人气的乡村拥有了活力和吸引力。在塘约村的土地确权流转和使用改革中，重新提出了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领导作用这两大原则。显然，与大多数乡村社会发展现状相比，塘约道路是依据塘约村现实状况进行的大胆改革，虽地处西南一隅，这种机制性的探索却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大政治。

　　这部作品记录的实践、提出的问题、做出的思考，涉及农村社会自主建设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属于农村发展道路性探索。虽然，这条道路与农村现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之间的关系需要理顺，这条道路本身的可持续性、可复制性尚待完善，但是，这条道路及其实践对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意义。

　　话说回来，塘约道路即便是“异类”，是“典型”，但如果不是王宏甲独具慧眼，用文字生动简约地写出来，使这条“道路”迅速获得较大范围的传播和研究，中国农村发展实践中这一“新生事物”未必就能及时地获得关注和体认。从这个层面上说，作为一个作家和一部文学作品，已经“超额”实现其文本价值，它使文学写作重新获得神圣感。

　　在文学写作的诸多类型中，报告文学也好，非虚构写作也好，由于写作的对象是客观存在，对于真实和真相的发掘至关紧要。这个发现和发掘，需要胆识。胆是勇气，识是视野。有胆才能发人不敢发之言，有识才能发人不能发之言，胆识相连，写出的文章才能传道解惑，具有前瞻性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