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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期刊的窘境根源何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观察与思索
2018年06月26日 16: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原祖杰 字号
关键词:社科期刊;窘境;观察与思索

内容摘要:《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将其自选集取名为《雾里看花》,对于这样一个让书店店员和图书管理员分类上架时颇感为难的书名,无论是作者的后记还是两位同道的序言都未作出解释。在笔者看来,书名中的主标题与其说是要表达书中内容,不如说是想传递作者的某种情绪:它既代表了作者一贯的自谦风格,似乎暗示书中讨论的有些现象、观点多系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可以见仁见智;也反映了作者对期刊和评价过去数十年的表现心存忧虑,对期刊编辑的职业、身份颇多质疑,对缘于体制的学界乱象深感无奈,正所谓雾里看花似花非花,水中望月叹月惜月。

关键词:社科期刊;窘境;观察与思索

作者简介:

  

  《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将其自选集取名为《雾里看花》,对于这样一个让书店店员和图书管理员分类上架时颇感为难的书名,无论是作者的后记还是两位同道的序言都未作出解释。在笔者看来,书名中的主标题与其说是要表达书中内容,不如说是想传递作者的某种情绪:它既代表了作者一贯的自谦风格,似乎暗示书中讨论的有些现象、观点多系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可以见仁见智;也反映了作者对期刊和评价过去数十年的表现心存忧虑,对期刊编辑的职业、身份颇多质疑,对缘于体制的学界乱象深感无奈,正所谓雾里看花似花非花,水中望月叹月惜月。

  朱剑的两位挚友加同行仲伟民和张耀铭的序言以及他自己的后记,已经对其从事期刊编辑工作几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和文集所收文章的成文过程做了简要说明,对期刊与评价无感觉而只对作者本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这三篇文字。对于将来的中国学术期刊史研究者来说,朱剑无疑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对当代中国学术期刊办刊思想的贡献必将在中国期刊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然而,如果没有2005年早春与仲伟民、张耀铭等人的那场相遇,他的很多关乎中国期刊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可能会永远埋没在他那设置精密的大脑中。可以断言,是仲伟民的穷追不舍,张耀铭等期刊界同行的热情鼓励,才激发起多年来述而不作、自命“懒散”的朱大主编的写作热情,催生了这样一批对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改革振聋发聩的文字。

  文集分上下两编,分别以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命题,各收8篇论文,共计16篇文章。从仲伟民的序言和朱剑自己的后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朱剑的第一篇标志性且有影响的文章是《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可惜作者认为“此文有些观点过时了”而未将其选入文集。在那篇文章中,朱剑将社科期刊中存在的乱象和发展的困境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正好可以作为后边深度阐释的评价与期刊问题的导读,因为社科期刊的乱象和窘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学术评价之滥与期刊管理之弊。

  二

  在《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一文中,朱剑将学术评价泛滥的根源归咎于“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中某些评价机构的作为,因为中国学术界的SCI、SS⁃CI、A&HCI崇拜就是在有着强烈的输出意识的学术国际化旗号下培养起来的,而始作俑者正是某些将SCI、SSCI、A&HCI列为关键性“量化指标”的评价机构,结果,“国际化”成了“SSCI化”“A&HCI化”了。其实,SCI崇拜只是让中国学术界误以为已经搭上了“国际化”的顺风车,因为这种风气既不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也不是国际学术界的通行做法。国际学术界一些重要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至今也不是SSCI或A&HCI收录期刊。如在明、清史研究中久负盛名的LateImperialChina长期置身于上述收录系统之外。据王笛教授回忆,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导师,曾担任该刊主编数十年之久的罗威廉教授在一次交谈中还问他:“什么是SCI?”的确,迟至上世纪末,大部分美国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还不知道SSCI和A&HCI为何物。因此,与其说以SCI、SSCI和A&HCI为最高标准的期刊评价和学术评价是人文、社科国际化的产物,不如说这些本来只在个别领域和少数学术机构采用的收录系统或评价体系中国化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将SCI戏称为“StupidChinese Idea”,是中国人捧红了SCI,并惠及SSCI和A&HCI,还给它们贴上国际化的标签,甚至创建了CSSCI等评价系统来实现所谓的“与国际接轨”。

  在学术评价中,比收录更粗暴简单的是排行榜。朱剑在《摒弃排行榜:走向科学评价的第一步》中痛陈期刊排行榜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是撕裂了评价,使得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各自独立甚至对立;其次是误导了期刊,期刊为追求更好的评价结果就会研究迎合评价机构偏好;再次是败坏了学风,学校、教师乃至学生的名誉和利益无不为之绑架;最后是危害了研究,导致研究目的偏离学术追求(《雾里看花》,第135页)。

  与大学和学术相关的排行榜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某些媒体,这些媒体声称其炮制排行的目的是为学生择校提供参考。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一些美国的大学校长曾联名抵制大学排名,但收效显然不大,各种排行榜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呈愈演愈烈之势,而这种风气恰恰与中国的学术大跃进同步,因此不能排除中国高校在背后的推波助澜之功。高度行政化的中国学术已经形成对评价的路径依赖。而这种依赖又反过来鼓励了各种评价机构的崛起和各种排行榜的泛滥。诚如朱剑在文中指出的,“行政权力部门采信什么样的评价,就会将什么样的评价者送上权力的宝座”(《雾里看花》,第131页)。由此可见,学术评价被滥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不断加深的学术行政化。无论是SCI、SSCI、A&HCI收录系统,还是期刊排行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也只有在中国大行其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都能够借助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中强大的行政权力而牟取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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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原祖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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