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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逻辑与趋势 ——基于中外政治学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
2020年11月27日 13:46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20年第3期 作者:王炳权 字号
2020年11月27日 13:46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20年第3期 作者:王炳权
关键词:政治学研究;研究方法;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全球化;本土化

内容摘要:

关键词:政治学研究;研究方法;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全球化;本土化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中外政治学研究方法演进历程的文献综述与中外政治学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中文与外文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实证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是一种趋势;我国政治学的混合研究方法有待提升,具体研究方法的种类还比较单一。我国未来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应从四个方面进行提升:实现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共同发展;不能陷入“唯方法论”的泥潭;增加期刊对专著介绍的版块;研究方法的运用应朝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关 键 词:政治学研究;研究方法;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全球化;本土化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政治学的命运与国家战略安排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奉行“苏联模式”,将政治学视为伪科学,并于1952年取消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学逐渐恢复,1980年复旦大学率先恢复政治学专业,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学会也相继建立,政治学的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出版。随后,我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专业队伍、学术刊物等方面的发展取得诸多成果。

  国际现代政治学的建立可追溯至19世纪80年代,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建立,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建立;赫拉尔多·L.蒙克(Gerardo L.Munck)和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将政治学的发展分为建立时期、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第二次科学革命时期①。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政治学领域的每一次变革大都围绕着研究方法领域的巨大争论,而每一个新时期的到来都伴随着研究方法领域的革新。新世纪以降,随着跨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消化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中实现了新的发展。

  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准。此外,研究方法也是影响人们对研究认可度的重要因素,正如谢尔顿·S.沃林(Sheldon S.Wolin)所说,“一个人接受或者拒绝关于社会生活论述的最终标准是它们被收集的方法”②。在西方的语境下,研究方法有方法论(methodology)、方法(method)和路径(approach)三种表述。方法论是体系化的方法,指导着研究实践;方法和路径则是具体化的程序和方式。由此可见,研究方法在研究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对厘清政治学的演进逻辑以及展望其前沿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对提升政治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21世纪以来,国际层面政治学研究方法与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各自呈现何种发展趋势?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与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相比存在哪些差异?今后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指向何方?

  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

  (一)国际层面的演进历程

  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将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大致分为学科的建立时期、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新革命时期四个阶段。“新革命”参考了程同顺等人在《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③一文中的提法。下文将重点梳理不同发展阶段研究方法的变迁。

  1.学科建立时期(19世纪80年代末期—20世纪20年代)

  在政治学的学科建立时期,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文本分析、案例研究等为主。以下研究者的研究即为典型。露和莫里斯(Low,A.Maurice)对美国参议院的权力转移进行了论述,认为共和党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对参议院的权力构成威胁④。史蒂芬森(Stephenson)和吉伯特·托马斯(Gilbert Thomas)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美国南方法律中的种族差异⑤。哈特和阿尔伯特·布什内尔(Hart,Albert Bushnell)⑥运用历史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殖民地政府的局限,认为美国政府民主运作的理论是非理论化的,在自由、平等、自治等原则下美国民主约束官员的权威,以及赋予他们治理国民生活必要的权力。本特利在1908年出版《政治过程:一项关于社会压力集团的研究》⑦一书中,首次提出对政府过程进行研究的主张,以利益集团的角度描绘美国现实政治图景。

  在这一时期,研究主题由原来国家主义范式下的正式机构和制度逐渐转向现实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等。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科学在20世纪初开始关注现实情境,为政治科学领域的行为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较少关注研究方法,历史分析、叙事分析等传统的人文主义研究传统占主导地位,缺乏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反思和发展。

  2.行为主义革命时期(20世纪20年代—20世纪60年代中期)

  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将数学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领域,其著作《经济分析基础》的扉页引用了美国数学家J.威拉德·吉布斯(J.Willard Gibbs)的话“数学是一种语言”(Mathematics Is a Language)⑧。20世纪60年代,受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数学作为语言也被运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中。阿尔蒙德(G.A.Almond)在书中写道,“社会科学最近最重要的发展在数据收集和评估方面,这一革命依赖于数据被收集和分析的技术”⑨。约翰·德雷泽克(John S.Dryzek)将行为主义定义为以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行为,并且宣传自由的多元主义的主张⑩。奥利佛·加尔赛奥(Oliver Garceau)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发表的《政治过程的研究》(“Research in Political Process”)一文(11),被公认为是行为主义的宣言。斯图亚特·A.赖斯(Stuart A.Rice)论述了统计原理与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适用性(12)。1951年,戴维·杜鲁门(David B.Truman)对本特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团体理论进一步完善,运用大量的经验分析方法,通过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大量案例分析,论述了政府过程的复杂性(13)。行为主义革命也孕育了政策科学这一新的学科,哈珀·丁伯根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研究欧洲的选举行为,对美国政治科学领域的行为主义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与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在1951年出版的《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之最近发展》(14)一书被视为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该书提出功能过程理论,主张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相融合重建一门新的学科,即政策科学。

  总地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有着浓厚的行为主义色彩,将事实与价值进行区分,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事实部分,推动了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定量方法数字化特征的优势,促进著作的大量产生以及项目基金的踊跃申报,政治科学获得了空前发展。但是定量研究占主导的研究取向也存在局限性。首先定量方法自身存在局限性,定量方法易忽视社会或政治背景的影响以及要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等,且因为数据收集和研究对象的选取范围等造成解释力度的下降(15)。其次是忽视了研究的伦理、道德因素,一味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甚至出现了许多“为方法而方法”的研究。

  3.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

  在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定量研究进行了反思,出现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论争。1971年的《政治学方法手册》(16),对政治科学领域的定量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除了当时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还介绍了一些高级的数理统计方法如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等,旨在为研究者提供指导作用。此书既是定量研究方法的集大成之作,也促进了学者对定量研究现状的深入思考。阿兰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对比较政治学中的比较研究法与实验法、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区分,认为比较研究方法是小样本下的数理统计方法,由于小样本与多变量的限制,比较政治学应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和数理统计两种方法(17)。阿兰德·利普哈特对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也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对于案例研究与数理统计结合的具体研究路径并未加以说明。

  1994年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悉尼·维巴(Sidney Verba)(学术界简称KKV,为三人姓氏的缩写)出版《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论》(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 fic In 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18)一书。该书认为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逻辑,因而应该将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用定量方法来优化定性研究,提高定性研究的科学性。此书成为采用定量研究的政治学者的方法论“圣经”(19)。该书的三位作者已是具有较高威望的学者,加之定量与定性之争已有端倪(例如曼迪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便已出现定性和定性研究方法的混合趋势(20)),因而该书的出版也掀起了对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广泛而深刻的讨论。

  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定量研究的局限性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传统的定性方法重回政治科学研究的视野。但是这一阶段的争论仍以一种二分法的论调为主,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讨论的深度不足,定量方法仍占据主流地位,这从KKV倡导定量方法的书的影响力中可见一斑。

  4.新革命时期(21世纪以来)

  2000年10月15日,一封署名为“改革先生”(Mr.Perestroika)的邮件批判定量研究充斥政治科学的现状,呼吁重视定性研究方法的贡献和价值。Perestroika一词在历史上特指戈尔巴乔夫改革,这封邮件也正如这个署名一样成为政治学科改革的导火索。

  2001年4月美国政治学会出版《政治学展望》(Perspective on Politics)期刊,推进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为定性研究文章的发表提供平台。2002年美国成立“定性与多重研究方法中心”(Center for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 Inquiry,CQMI),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也专门成立了“定性与多重研究方法”分论坛,推动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融合。亨利·布兰迪(Henry E.Brady)、戴维·科里尔(David Collier)对KKV在20世纪末提出的主流定量方法(mainstream quantitative methods)进行深入反思,认为它在因果评估中存在局限,且由于对定性方法的忽视导致KKV的书的子标题(定性研究的科学推断)名不副实(21)。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罗格斯·M.史密斯(Rogers M.Smith)和塔瑞克·E.马桑德(Tarek E.Masoud)出版《政治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一书(实际上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世界上杰出学者关于政治学方法论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提出政治科学是什么以及应致力于哪些方面的研究的论点(22)。大卫·派恩-柏林(David Pion-Berlin)和丹·克林瑞(Dan Cleary)对1991年到2000年的《美国政治学评论》的论文进行分类,发现大约53%的论文属于数理统计分析,21%使用数学模型,25%属于规范理论,而仅仅1%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23)。维斯(Vis)运用西方民主政体的政府在积极的劳工市场政策中扩大支出的数据集,对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与回归分析的优劣进行了对比分析(24)。由此可见21世纪以来,学界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得到加强。

  除了定性与定量方法之争,政治科学也呈现混合研究的趋势。埃文·利伯曼(Evan Lieberman)的论文提出比较分析中混合研究方法的嵌套研究设计,将案例研究和数理统计分析进行系统结合(25),但是仅关注方法论意义上的重构,忽视了理论指导。德克·伯格-施洛塞尔(Dirk Berg-Schlosser)提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的详细程序,认为在进行混合研究时应重视理论指导而不能仅仅考虑便利性(26)。Jon Nyhlén和Gustav Liden在决策分析领域提出框架路径,该路径考虑了因果机制的建立以及技术分析的运用(27)。马卡坦·汉弗莱(Macartan Humphrey)和艾兰·M.雅各斯(Alan M.Jacobs)提出了混合研究的定量与定性数据的贝叶斯整合分析(BIQQ),论述了这一路径如何在不同研究条件下推动定量和定性的最优组合(28)。爱克兰布姆(Eykelenboom)等人运用混合方法系统综述(mixed-method systematic review)和元分析(meta-analysis)对含糖饮料税的政治和政策接受度进行了分析(29)。

  新革命时期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定性与定量研究呈现优势互补、积极融合的态势,从相关分析到因果效应和因果机制的识别成为普遍趋势。此外,方法的科学化、精准化和开放化也成为新革命的重要特征,许多先进的研究方法如模糊集、贝叶斯等在政治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

  (二)国内层面的演进历程

  我国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对国外百年历程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大有兼收并蓄之象,因而很难厘清具体的演进历程。王中原、郭苏建将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分为恢复调整、全面发展以及精细化发展三个阶段,梳理了各个阶段学科体系、学术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成就(30),但是这一划分难以体现研究方法的演进,作者也并未详细阐述不同阶段研究方法的变迁。韩冬临、释启鹏按照不同研究方法而不是时间脉络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进行梳理(31),但是参考的研究成果大多是21世纪以来的,对政治学恢复初期的研究涉及较少,且难以体现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本文将研究方法的演进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希望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历程。

  1.研究方法的兴起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政治学者开始对研究方法给予关注,并逐步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景跃进、王国勤将研究方法界定为方法和技术、研究途径和范式以及哲学假设三个维度,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我国逐渐引入了理性选择理论、行为主义、制度主义、政治系统理论等方法论(32)。谢宗范对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和演进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33),但是论述过程缺乏参考文献,文章只引用了戴维·伊斯顿在1988年5月北京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这不免令说服力有所下降。陈明明认为,行为主义革命推动跨学科研究和新理论分析模式的出现,从而促进了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34)。倪星对投票行为中的理性选择进行了述评,认为选民参加投票是基于个人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并且认为只有改变制度才能提升政治活动的效率(35),但并没有对政治选举制度进行详细的论述。房宁将西方政治学方法论分为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对二者的特点以及不同点等进行了论述(36)。但是这样简单的二分法不利于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深入学习,且定性研究应属于实证研究的一种,不应是规范研究。

  此外,学界采用规范分析或实证研究的方式对国内外的理论或问题进行了论述。王沪宁对现当代西方主权理论的发展进行了述评,阐释了西方理论界否认主权与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主权的论争及其背后的深刻根源(37)。沈仁道对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及其特点进行了论述(38)。徐功敏对我国事业单位的内涵、特点及其改革的路径进行了分析(39)。鲁振祥运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对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评介,认为乡建运动属于改良主义的运动,应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40)。但是文章所用的案例研究的方法较为粗浅,且大量引用二手资料,规范性与科学性稍显不足。王沪宁出版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41)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的乡村进行村落家族文化的研究。作者对全国多地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研,最终选取了15个案例编入书籍,该书的案例研究方法较为系统和规范,此书也荣获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86年陆红军运用情景模拟法对不同企业中管理干部选拔问题进行了研究(42),这篇文章采用了定性模型与定量测评相结合的方式,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涉及定量研究的文章,不过文章虽发表在《政治学研究》杂志上,但是研究内容更侧重企业的管理问题。

  这一时期学界开始重视研究方法的相关问题,积极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并且运用这些研究方法对国内外理论与现实进行研究。然而,学界在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时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对理性选择理论较为关注,而对其他研究范式关注较少。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大都为定性研究。孙嘉明在1986年对政治学运用定量研究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述,并且列举了一些具体的定量方法(43),然而这里提到的定量方法仅停留在问卷调查、描述统计等层面,较为简单。

  2.研究方法的快速发展时期(21世纪至今)

  21世纪以来,我国积极吸纳国外的先进研究方法,并且重视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多种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首先,定量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马骏、林慕华运用问卷法以及回归分析等对人大预算监督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44),但受制于样本数量的限制,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较弱。刘启君对各级各地人民法院1978年至2012年期间审理结案的贪污腐败案件进行收集整理,并据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状况进行实证分析(45)。此文以收集的一万一千多个案例为数据来源,并且对案例按照指标进行了逐一的分解与统计,有助于把握案件细节,深入了解腐败案件的特性;但根据作者估算,收集的案例仅占当时全部腐败案件的1%,代表性方面稍显不足。任中平以四川嘉陵区社区主导型发展的项目为例,对社区主导型发展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有机结合进行了分析(46)。作者对嘉陵区的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但缺乏理论视角,研究的理论化程度不足。祁玲玲运用定量定性混合分析方法对1974年以来的91个第三波民主国家的选举数据进行分析(47)。夏瑛以A市重复集体信访为例,解释信访制度政治与行政的双重制度逻辑(48)。该文以A市的信访资料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具有代表性,对信访制度的双重逻辑进行了学理与现实意义上的阐释。杨冠琼、刘雯雯运用博弈论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研究,认为国家治理应关注影响社会各领域与个体互动的制度规则(49)。博弈论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文章运用博弈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对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治理现代化进行了论述,研究方法的严谨性科学性以及使用的规范性程度都较高。包刚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第三波民主化国家1973-2013年间的选举制度及其效应进行研究(50),但运用的实证研究方法为描述统计和方差分析等,较为简单。郑石明、张大维、张春满等人运用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对国外政治学进行了研究(51)。

  其次,国内也出现了对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反思。2015年《公共行政评论》推出专栏,围绕KKV撰写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论》一书探讨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方法论问题。盛智明认为定性研究应借鉴定量的方法,提高定性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52)。陈玮、耿署等人认为这本书在变量和案例选取以及测量偏误方面提出的原则对定性与定量研究都有所裨益(53)。陈硕认为实证研究需要严谨的语言逻辑和数理逻辑(54)。唐世平认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各有千秋,不应只强调运用定量方法寻求因果解释(55)。朱天飚认为定性研究远超出科学的范畴,研究者认识世界的角度决定了研究采取定量还是定性的范式(56)。陈那波呼吁方法应用的多元化取向(57)。青觉提出定性与定量方法相融合的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研究方法(58),但是对于二者融合的建构过程并未深入论述,且对于定量研究仍停留在较浅的回归分析层面。学界对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反思与争论,有助于促进对方法论认识的深化,推动方法论的发展。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降我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对定量与定性方法既有发展也有反思,同时密切关注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动态,积极借鉴新兴研究方法。但是当前学界也存在重定量贬定性之势(59),重视定量研究方法而轻视定性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思路

  (一)数据来源

  分析期刊论文对了解学科演进与前沿具有重要意义,文献计量又十分适用于大样本文献的分析,运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对期刊文献进行分析,有助于全面系统地了解国内外政治学的研究动态。

  为了分析国内外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本文选取了16本国内外重要的政治学研究专业期刊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包括8本外文SSCI期刊与8本国内CSSCI期刊。8本外文SSCI期刊分别是:《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以下简称AJP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以下简称APSR)、《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以下简称CPS)、《Environmental Politics》(以下简称EP)、《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以下简称GEP)、《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以下简称GIJPAI)、《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以下简称IEAPLE)、《Policy Studies Journal》(以下简称PSJ);8本国内CSSCI期刊分别是:《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公共行政评论》《国际政治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行政论坛》和《探索》。

  (二)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区间为2001—2016年。考虑到期刊论文的篇数总体量较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为了节省工作量又保持研究的严谨性,通过抽样与全样本结合的方式对需要统计的期刊进行处理。思路是:外文与中文各选取3本期刊对2001—2015年(或2001-2016年)论文进行全样本分析;剩余的5本外文期刊与5本中文期刊则抽取了其中的5年进行分析,分别是2001年、2006年、2011年、2013年、2015年,这样就可以反映政治学研究方法变化的趋势。

  本文将所有论文的研究方法类型分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大类别。进一步地,又将实证研究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混合方法研究。为了确定论文所属的研究类型,首先,确定每篇论文所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结合论文摘要、论文全文内容进行摘取;其次,将具体的研究方法按照相同、相近、类似以及尽可能少类别的原则进行归类合并,全部根据人工统计与归类合并;在初步确定论文的具体方法与所属研究类型后,再经过研究者的反复把关与审核。这些程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数据的真实可靠。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研究数据的收集过程,以回归方法为例进行演示说明。首先,根据论文摘要与论文全文搜索,数据搜集人员搜集到的具体的回归方法包括:OLS回归、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广义估计方程模型、logistic回归、logistic多层多项回归、负二项回归模型、贝叶斯回归、工具变量(IV)法、二阶最小二乘法、面板校正标准误方法、稳健标准误回归、空间面板回归等,方法种类不下30种。这些具体方法的关键词中,有些是与数据类型相关的,有些是与估计方法相关的,有些是论文中用到较多的,有些是论文中少有用到的等。根据相同、相近、类似以及尽可能少类别的原则,最后确定本文的回归方法分为:OLS类回归、二值或多值回归、面板回归分析、多层回归分析、空间计量法5类。

  考虑到指标的可获得性与工作量之间的平衡,本文对中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比较还选取了以下指标:研究主题、作者数量、外文第一作者国家等指标。

  

  图1 中外政治学期刊研究方法类型占比的对比

  四、文献统计与结果分析

  (一)研究方法类型

  1.中外期刊论文的研究方法类型对比

  统计显示,本文所统计的8本外文SSCI的发文量为2361篇。其中,881篇论文为规范研究,规范研究论文占比为37.3%;1480篇论文为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论文占比为62.7%。在实证研究论文中,699篇论文使用了定性分析方法,719篇论文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62篇论文使用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混合方法。

  本文所统计的8本中文CSSCI的发文量为6600篇。其中,5362篇论文为规范研究,规范研究论文占比为81.2%;1280篇论文为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论文占比为18.8%。在实证研究论文中,841篇论文使用了定性分析方法,383篇论文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14篇论文使用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混合方法。

  表1 中外政治学期刊论文的研究方法类型统计

期刊类型 定量 定性 混合方法 规范 总计  
汇总 外文期刊 719 699 62 881 2361  
中文期刊 383 841 14 5362 6600  
占比 外文期刊 30.5% 29.6% 2.6% 37.3%    
中文期刊 5.8% 12.7% 0.2% 81.2%

  2.研究方法类型的趋势统计

  统计显示,2001年,5本外文政治学期刊共发文205篇,按研究类型分,规范研究论文79篇,定量分析研究论文73篇,定性分析研究论文52篇,混合方法研究论文1篇,使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达到61.5%,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为36.1%。至2015年,5本外文政治期刊共发文211篇,按研究类型分,规范研究论文35篇,定量分析研究论文131篇,定性分析研究论文26篇,混合方法研究论文19篇,使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达到83.4%,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为71.1%。另外,3本全样本外文期刊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从2001年25.3%上升至2015年的69.2%。

  2001年,5本中文政治期刊共发文566篇,按研究类型分,规范研究论文535篇,定量分析研究论文11篇,定性分析研究论文19篇,混合方法研究论文1篇,使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仅为5.5%,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仅为2.1%。至2015年,5本中文政治学期刊共发文698篇,按研究类型分,规范研究论文527篇,定量分析研究论文56篇,定性分析研究论文113篇,混合方法研究论文2篇,使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为24.5%,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为8.3%。另外,3本全样本中文期刊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例从2001年18.5%上升至2015年的39.2%、2016年的39.3%。

  从6本全样本期刊来看,外文期刊中,EP、GEP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从趋势来看,GEP对实证方法的偏爱程度上升更快,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由2001年的17.9%上升至2015年的81.5%;EP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由2001年的26.7%呈波动状态上升至2015年的76.4%;而IEAPLE在早期就有较高的实证论文,但近10多年来所刊论文使用实证方法的比例仅有小幅度上升,2013年实证方法运用比例达到最高的58.3%,但2015年又回落至36.4%。

  表2 中外政治学期刊使用研究方法类型的趋势统计(抽样期刊)

  外文期刊 中文期刊  
定量 定性 混合研究 规范 总计 定量 定性 混合研究 规范 总计  
数量 2001 73 52 1 79 205 11 19 1 535 566  
2006 85 50 6 67 208 9 58   637 704  
2011 116 31 20 63 230 39 119   577 735  
2013 146 30 15 36 227 52 95 1 583 731  
2015 131 26 19 35 211 56 113 2 527 698  
占比% 2001 35.6 25.4 0.5 38.5   1.9 3.4 0.2 94.5    
2006 40.9 24.0 2.9 32.2   1.3 8.2 0.0 90.5    
2011 50.4 13.5 8.7 27.4   5.3 16.2 0.0 78.5    
2013 64.3 13.2 6.6 15.9   7.1 13.0 0.1 79.8    
2015 62.1 12.3 9.0 16.6   8.0 16.2 0.3 75.5

作者简介

姓名:王炳权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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