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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揭示人口研究“算数”背后的影响机制
2018年02月08日 21: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郑真真 字号
关键词:人口研究;算数;影响机制

内容摘要:对人口数据的定量分析,是人口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尽管人口数据分析有特定的较为成熟的方法,也有不少分析软件可应用,似乎只要输入数据,就可获得想要的研究结果。但是,仅靠“算数”并不能产生质量可靠令人信服的人口研究成果。在定量分析手段日益发展、计算机运算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有不少学者指出过度依赖计算工具或盲目算数对人口研究的危害。王广州在《中国人口科学的定位与发展问题再认识》一文中回顾了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历程,指出近年来对分析手段的滥用和误用导致一些研究结果严重脱离实际。李建民在《“思想的贫困”与“工具陷阱”——当代中国人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了背离研究目的滥用分析工具、错用误用分析工具的问题,并特别批评了机械看待人口行为、将人口预测作为数字游戏等具体现象。不过,李建民指出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美国的学术期刊《人口学》(Demography)2017年8月发表的文章《中国生育控制的惊人效果:估计、噩梦和调整方向的雄心》,也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关键词:人口研究;算数;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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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口数据的定量分析,是人口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尽管人口数据分析有特定的较为成熟的方法,也有不少分析软件可应用,似乎只要输入数据,就可获得想要的研究结果。但是,仅靠“算数”并不能产生质量可靠令人信服的人口研究成果。在定量分析手段日益发展、计算机运算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有不少学者指出过度依赖计算工具或盲目算数对人口研究的危害。王广州在《中国人口科学的定位与发展问题再认识》一文中回顾了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历程,指出近年来对分析手段的滥用和误用导致一些研究结果严重脱离实际。李建民在《“思想的贫困”与“工具陷阱”——当代中国人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了背离研究目的滥用分析工具、错用误用分析工具的问题,并特别批评了机械看待人口行为、将人口预测作为数字游戏等具体现象。不过,李建民指出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美国的学术期刊《人口学》(Demography)2017年8月发表的文章《中国生育控制的惊人效果:估计、噩梦和调整方向的雄心》,也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这篇文章将越南、印度以及韩国、巴西等16国生育率变化轨迹作为参照,通过一系列演算后得到结论,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3.6亿—5.2亿人的出生人口。该文作者进一步外推到2060年,政策效果累计少生10亿人,并基于这个推算结果,质疑众多21世纪发表的有关中国人口的研究成果。该文发表后,在人口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学者致信《人口学》的主编,指出这是基于一系列脱离实际假设的“数字游戏”而非严肃的学术研究,要求期刊撤稿。《科学》(Science)杂志于2017年10月20日发表题为《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分析引发激辩》的专题报道,采访了该文作者和数位研究中国人口的学者,介绍了这场事关学术价值取向的争论。《人口学》虽然没有应学者的要求撤稿,但同意学者们提交对这篇文章的质疑和讨论的稿件,也包括文章作者对这些质疑的回应。目前这些讨论的文章尚未发表,不过这场讨论的起因足以引起我们对人口研究的思考和反思,至少在几个方面值得警觉。首先,人口研究不仅要会“算数”,还要真正理解数字后面所隐含的行为和影响机制,才能避免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其次,人口研究需要遵从科学规范,具有可重复性并经得起验证,而不是出自“独家秘方”;再次,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时,不仅需要了解所研究国家人口变化的来龙去脉和历史背景,还需要了解现状、不断更新知识、熟悉最近的研究成果。

  人口预测是人口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口预测并不只是简单的算数和外推,而需要设定一系列假设条件。涉及基于假设的反事实推断则更要谨慎,因为研究结果几乎无法验证。推演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事情,需要设定有合理依据的假设条件,假设的主要依据通常来自以往科学可靠的相关研究成果。生育、死亡、迁移这些影响人口变动的关键要素与个体行为密切相关。例如研究生育变化,首先要理解人们生育行为的变化,理解影响生育行为变化的因素。除生育政策之外,社会经济、健康(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等,都会对生育行为有直接或间接作用。中国人口转变的大部分进程是与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经济变化同时发生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速度之快,可以说全球罕见。以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人均收入为例,中国人均收入在1978年至2011年间四度翻番,在全世界恐怕都很难找到可与之比照的国家。又如,尽管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程度并不算高,但青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或就地从事非农就业对生育的影响不可低估,尤其是流动务工的“打工妹”,虽然一部分人可能因结婚生育返回家乡,但会源源不断地被后来者替代;城市务工经历对她们的影响是长期持续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都会受到影响。在女性受教育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青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迅速提升,长期存在的农村性别差距缩小。如2010年青年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超过男性、201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女性负责人占比已超过四成,等等。如此众多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着变化,并且相互关联和影响,恐怕很难用一个固定的统计模型将这些变化与生育政策的作用进行令人信服的分割,更不用说再外推到2060年了。而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和观念的变化所导致的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生育模式呈现多样化,是直接影响时期生育率变化的重要因素,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反复揭示了这一重要变化,包括郭志刚、宋健、果臻等学者2017年发表的研究成果。

  人口预测或推算需要遵从科学规范,而不是不可解密的“黑匣子”。任何定量分析都要交代清楚数据来源、计算方法和假设条件,从而使其他学者在拥有相同数据、应用相同计算方法的情况下,可重复相似的研究,或对类似的研究结果加以验证。而对研究条件交代不清、数据分析难以复制的问题在当今并不罕见,一些研究使用独家数据或不交代研究细节,其他人无法复制和验证,很难令人信服。《人口学》2017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并未交代清楚所有的假设和细节。据《科学》杂志专题报道中对该文作者的采访,提到分析中回推预测的假设包括因婚姻法修订后导致初婚年龄提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9年的2.8上升到1980年的4.0。姑且不说该假设是否合理,但作者在文章中并未提及这个假设,如果有研究者试图验证少生10亿人的判断,恐怕会有相当难度。

  这篇文章也警示我们,在研究国际问题或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时,如果不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文化、观念、政策等背景环境,或者未能及时更新知识,仅依靠数据和个人主观判断来研究人口问题,很容易发生偏差。中国生育政策自2013年以来两经调整,随着各项调查研究的展开,研究者对年轻夫妇生二孩的想法、计划和落实有了更多认识,并因认识的改变而调整了研究假设。例如对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生育堆积估计,十多年前并不罕见的说法是,“如果政策允许生两个,群众就会生三个四个”,如今这种观点已罕有提及。早期估计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时,假设因政策调整而生二孩的比例高达90%,而随着一系列全国范围和不同地区的群众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发表,对生二孩比例的假设逐渐缩小,直到低于50%。而从2016年和2017年“全面两孩”实施后的二孩生育情况来看,不少研究仍高估了生育政策的影响力。学者们是通过实地调研或其他学者的研究对此逐渐认识的,而如果不能持续了解中国相关研究和现实,显然难以跟得上变化。回想为《科学》撰稿的记者曾在2010年采访有关中国生育问题的研究时,为了证实研究发现,专程到我们调查的所在地找群众访谈。对于研究者而言,如果脱离现实,仍依靠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研究中国事务甚至预测未来,其结果很可能会差之千里。

  反思中国的人口研究,同样需要大力提倡“既会算数、也要了解人”的研究,提倡遵守研究的科学规则,加强研究的科学性。中国人口完成整个人口转变进程之后,也需要重视理清历史脉络,真正把中国的变化讲清楚,而不仅关注人口现状和热点问题。上述这场讨论在2017年刚刚拉开帷幕,主要的讨论将在2018年发表,相信关注中国人口研究的中外学者都会有所获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作者简介

姓名:郑真真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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