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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娟丽 王亚茹:国内政治学视野中的海外新汉学
2019年09月10日 11:37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作者:叶娟丽 王亚茹 字号
关键词:汉学/新汉学/海外中国研究/政治学/知识图谱;

内容摘要:

关键词:汉学/新汉学/海外中国研究/政治学/知识图谱;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与政治发展使得中国本身成为西方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政治学视角的中国研究的迅猛发展是传统汉学走向新汉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对这一趋势,国内政治学界一直予以密切关注,从引进、评介到批判式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成果。基于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研究方法,可以遴选出路克利等高产作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产机构;同时借助于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发现,海外中国研究中关于政党、意识形态、农村和城市基层治理、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人大制度和法治建设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受国内学者关注。对于新汉学成果,国内政治学界大体持有质疑与建构两种视角。从21世纪新汉学的发展来看,中国这个大样本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因此,在面对新汉学时,每一个学科都不能缺位,政治学更是如此。关于未来对新汉学的再研究,如何自觉地克服我们自身的先入为主之成见,又有效地应对其中隐含的“社会科学的自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关 键 词:汉学/新汉学/海外中国研究/政治学/知识图谱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愿景与路径优化研究”(14AZD009)。

   作者简介:叶娟丽,女,湖北崇阳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王亚茹,女,山东淄博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西方学者解读的一个重要领域,这就是“汉学”(Sinology),也有人称之为中国学。但汉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著名汉学家威廉·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看到了传统汉学正在走向不同的方向。他观察到:“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口号: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这个口号意味着当代的中国研究已经背离了原来的汉学,而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汉学受制于研究方法,其研究技巧决定着研究目的;而中国研究则受制于研究主题。传统汉学提倡不加批判地沉迷于单一文明,而当代中国研究至少带来了比较方法所隐含的那种不偏不倚的超脱。汉学关注的是中国的‘大传统’,力图捕捉其研究对象的人文特质;而今天的中国研究则试图涵盖整个中国社会,从其‘小传统’到‘大传统’,囊括所有非人文的社会团体与个人。汉学,这一仅限于自身的学科,正被基于特定研究目的的多学科视角的中国研究所取代。”[1]注意到这一变化趋势的还有余英时先生。他认为,“18、19世纪时,世界上讲的‘汉学’就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科,没有将哲学、历史、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这50多年来,西方的变化很大,欧洲汉学家受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已经从单纯考据式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追求知识的渊博,转向一种现代性、具有普遍学术视角的中国研究,在考据之外还提出解释,使历史真相慢慢还原、复活,而不仅仅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新奇的对象来看待。”[2]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就与卓越的国家治理绩效,更是吸引着海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加入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中,使得传统的汉学或中国学得以迅速扩展,成为一门显学,也有人称之为“新汉学”(New Sinology)。在英国,80%以上的汉学研究者将研究重点转向新汉学,即研究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3]众所周知,传统汉学是指以海外学者为主的“对中国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包括某些‘专学’研究,如敦煌学、考古学等等,其特点在于注重历史与人文”;[4]相应地,中国国内学者中与汉学相关联的也更多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者。但随着汉学发展为新汉学,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开始进入新汉学的视野,在中国国内学术界,对新汉学进行解读与再研究的队伍也开始扩展到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各社会科学学科。基于研究的便利,本文聚焦于国内学界对海外新汉学中相关政治学成果的评介概况,力图从中寻找某些研究规律,为今后国内政治学界与新汉学之间的互动、对话提供方向,从而使中国政治智慧的世界影响力得以最大化。

  一、新汉学的崛起与政治学的介入

  从时序上讲,“新汉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英文中,即“New Sinology”一词。据查,早在2005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白杰明(Geremie R.Barmé)教授在《中国遗产季刊》(China Heritage Quarterly)创刊号中首次提出了“New Sinology”;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5]而将“New Sinology”一词推向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201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框架下的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CIW)成立之时,陆克文发表了题为《当今世界的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著名演讲,对“新汉学”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即“通过贸易和经济、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历史和文化、思想和信仰、语言和文学等多视角来研究中国,以求深刻地理解中国在经济增长、气候变化、区域安全以及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6]此后,他又将其演讲的主要内容发表在《华尔街日报》。[7]从此,“New Sinology”的概念逐渐流行于西方英语世界。

  根据致力于汉学“典范大转移”的台湾清华大学陈珏教授的考证,中文世界最早提出“新汉学”一词的应当是清华大学的李学勤先生;陈珏教授将其出处定位于李先生在2009年尾于《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大发现时代需要新汉学》一文。[8]这里显然有些资料有待澄清。2009年11月,在《中国教育报》记者杨桂青的采访中,李先生的原话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经典的时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有新的汉学。”[9]这里的用法是“新的汉学”。2009年12月,《社会科学报》对李学勤、汤一介、严绍璗等12位知名学者进行访谈,李先生又言:“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经典的时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汉学。”[10]这里的用法是“一个新的汉学”。显然,在这个时候,李先生还没有直接提出“新汉学”这一概念,直至2010年,李先生才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大发现时代”催生新汉学》一文,正式提出传统的国学应当转向为“新汉学”。他当时确切的表达是:“如果说汉学本身是一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那么,这门学问从来就有,即我们常说的中学或国学,这是中国的传统。但是,国学在和西学接触之后,有了很大变化,今天再说国学,当然已经不是传统的、旧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学问,而是在全世界影响下,正在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一些新的研究,是新汉学。”[11]这个时候,李学勤先生才正式提出与“传统的、旧意义上”的汉学不同的“新汉学”。很显然,在李学勤先生的概念里,“新汉学”既不同于传统汉学,甚至也不同于王学典教授所定义的用来指称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所代表的史学范型的那个“新汉学”。[12]它超越了汉学只注重经史子集等研究的传统,更加强调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加以全面研究。

  而“新汉学”一词进入中国官方话语系统,大概始于2012年国家汉办设立的“新汉学计划”,[13]这一计划的目的是资助有志于中国研究的各国青年学者来华学习与合作研究,但该计划并未从学术上界定“新汉学”这一概念。此后,2012年11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由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开始正式打出“新汉学”的旗号,其中有一个重要主题即“‘新汉学’的趋势与展望”;并且,从大会的另外四个主题即“中国道路与世界经济秩序”“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的走向”“传统伦理与人类的未来”“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其当代意义:对译及其差异”中,可以看出“新汉学”对传统汉学内涵与外延的拓展。

  我们不妨从西方世界最早提出“新汉学”概念的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相关成果来看一下汉学与“新汉学”之间的区别。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旗下有一个项目,即The China Story Project,从2012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本研究当代中国的年鉴。在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2)中,主持人白杰明教授给出的主题词是“Red Rising,Red Eclipse”,重点关注的是2012年中国境内最高权力的交接及其可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而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3)的标题为“Civilising China(中华文明)”,通过重新界定“文明”的概念,本年鉴将社会交际规则、公民素质、爱国情怀以及中国政府利用文化和政治遗产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研究范围,通过对中国的区域政策、城市变化、社会活动以及法律、道德、互联网等领域的调查与分析,力图展现对当代中国的深层观察及其对未来的梦想。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4)的标题为“Shared Destiny(共同命运)”,关注的是中国将传统党国政治与新天下主义形势下的历史新机遇相结合的现状及其可能形成的外延潜力。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5)的标题为“Pollution(染)”,关注的是中国正在面对的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包括经济及公共卫生等众多领域的严峻挑战,展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何面对和化解上述问题以及中国民众怎样表达和应对与他们休戚相关的日益恶化中的污染问题。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6)的标题为“Control(治)”,其对2016年中国的总结为“更国际化、更活跃、更全球化”,并认为2016年也是控制更严格的一年。比如,在这一年里,中国共产党为全体党员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行为准则,继续积极主张从互联网到南海的诸多至高控制权,并且通过了被绿色和平组织称为可能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步伐最具影响的重要文件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总之,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6)的内容涵盖了2016年的中国经济、人口规划、执法与改革、环境、互联网、医药、宗教、教育、历史、外交、文化及其港台发展等诸多领域。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7)的标题为“Prosperity(富)”,它将习近平在2017年多次重要讲话里所描绘的“小康社会”这一新时代的中国愿景作为切入点,用大量的调查与事实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由赤贫走向繁荣(尽管仍然贫富不均)的艰难历程。①

  从“New Sinology”概念的提出者白杰明及其团队的研究来看,新汉学既是对传统汉学的继承,更是对它的超越。新汉学显然已经改变了传统汉学只注重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套路,而是强调全面系统地剖析整个中国社会,其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中国政治制度、中国发展道路、中国治理体系、中国政治现状等政治现象的关注。正是基于此,本文更倾向于使用“新汉学”这一概念来指代海外学者以中国为对象的相关研究,既区别于传统汉学或中国学只注重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也不主张像汉学家施坚雅那样将海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的相关研究定义为与传统汉学相对立的“中国研究”。鉴于今天的海外中国研究在研究旨趣与研究目的方面与传统汉学一脉相承但其研究领域已经大大扩展、研究方法已经变革创新,本文将今日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统称为新汉学。

作者简介

姓名:叶娟丽 王亚茹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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