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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资本形态的逻辑运演及其哲学反思
2020年06月24日 10: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 作者:夏莹 牛子牛 字号
关键词:新资本形态;资本逻辑;金融资本;科技革命;货币体系;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新资本形态;资本逻辑;金融资本;科技革命;货币体系;

作者简介:

  摘 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变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演进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且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解释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张力。这要求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历史中产生的资本运行方式的新变化,即“新资本形态”进行一种历史性的批判理解。“新资本形态”在金融领域、科技领域以及货币体系等方面表现出了多样的裂变形式,并且可以按照各自的收入来源分为广义的金融资本、平台资本和数据资本等类别。对它们的批判性理解需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方法,将其各种拜物教式的表象还原为人与人之间变动着和斗争着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资本运行的内在矛盾在新资本形态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在新的技术和组织条件下建立一种后资本社会的可能方案。

  关键词:新资本形态; 资本逻辑; 金融资本; 科技革命; 货币体系;

  作者简介:夏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牛子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一、缘 起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悬而未决,这两个占据世界经济总量前两名、在过去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分别担当制造业中心和金融科创中心角色的大国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似乎预示着过去30年积累而成的世界经济格局本身到了需要反思自己未来的时刻。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的庞大产能和美国的庞大消费市场搭配形成的增长引擎受到挑战,在过去的高增长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拥有的常识,正经历着动摇和重新定义。另一方面,有关未来技术革命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其具体路径和方向尚不明朗;究竟哪种技术路径能够占据盈利窗口,在哪个国家落地生根,衍生出何种商业模式,目前都尚属未知。进一步讲,新技术革命会对人类在世界中感知和行动的方式造成何种改变,会倒逼人类对自身本质的理解做出何种调整,会产生何种新的定义和生产知识的方式,尤其是会对不同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造成何种影响,也都属于我们被迫要“前置思考”的问题。

  在常识的惯性逐渐耗尽之时,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视域当中的经济规律”已经无需辩护而降临在每个人的生命体验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重大意义恰恰在于,从批判的视角出发,将经济规律视为历史的产物,穿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建构的拜物教,将资产阶级经济“科学”认为是物与物之间自然规律的东西,还原为人与人之间变动着和斗争着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度出发,从哲学的视角洞察这个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才有可能准确定义和预判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及其所赖以构成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探寻哲学介入当代现实的方式,以其富有穿透力的反思力量来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性质及其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强调历史思维,它将一切目前现成的东西当作在历史中生成的东西来理解,认为理解一种事物目前规律的方式总是包括理解它在时间上和逻辑上的过去。同样,只有理解了今日世界的生成历程,才能够判断其未来的何种变化是真正可能的。从这一观点看来,我们今天的世界实际上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变革的直接后果。70年代滞胀危机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概念,比如“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后福特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等来指称这一阶段的变化。从现象上看,这些变化主要有:金融部门在经济整体中的重要性和利润份额显著上升,对实体经济的控制能力增强;凯恩斯主义的“阶级妥协”被打破,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扩大;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收缩,原本属于公共服务的部门经历了私有化和金融化;以所谓的第三、第四次科技革命,即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重塑了生产过程的物质基础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人阶级的工作处境变得不稳定,不充分就业、频繁更换工作的情况成为常态;劳动过程中的知识密度加大,原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推动全球分工深化,形成了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边缘国家频繁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被迫进行经济制度改革,成为中心国家剥削的对象;等等。

  尽管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西方发达国家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且这些变化是在什么层次上发生的,是短期的制度性变化还是开启了另一个长周期的体制性变化,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但这些变化本身的存在则是学者们的共识。正是基于这些变化自身,我们提出了“新资本形态研究”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即指那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得到加强并延续至今的资本运行方式的新变化。它们在生产过程的物质基础、吸取剩余价值的机制、资本对劳动的关系、资本对资本的关系、配套的社会再生产体制等方面,都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19世纪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在战后“黄金年代”中达到巅峰的福特制资本主义。时至今日,这些新的资本形态在其表现形式上,则以更为去中心化的、公益性的、共享式的模式掩盖资本运行逻辑的内在本质。因此对这些新资本形态的研究,就意味着一种可能的再启蒙式的工作,即“再发现”那些原本已经被马克思揭示出来,却被科学技术与社会组织形式上的新发展所重新遮蔽了的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律。

  尽管我们在研究中不得不时常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象作为经验范本,但我们在此处用“新资本形态”这一术语试图指称的各种特征和趋势,并不是一个或几个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当中的现象,更不是只有在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或之间才会发生的现象。相反,我们将尝试在和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相近的层面上,关注作为抽象存在物的资本(而不是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的一般本质规律。我们将着重借助当代经验的透镜,分析当资本的内在矛盾运动发展到当代经验所昭示的此种程度之时,资本的本质规律将以何种具体形式表现自身。在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私营经济部门中,这些规律或趋势将总是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作用,并相应地塑造着日常生活。所不同的只是,根据社会性质、政治制度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差别,这些规律和趋势有可能导向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也有可能被有意识地识别、利用和节制,进而为创造美好生活,乃至为最终扬弃资本作出贡献。在当代中国这一正走在复兴之路上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思想语境内,深入研究新资本形态及其趋势和规律的主要意义,正是在于上述后一个方面。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这里所界定的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同时,开始改革开放并逐渐走上经济腾飞之路的。如果在此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总是处在受剥削者或局外人的位置上,那么这种新兴的资本形态,则从一开始就汇入了中国本身私营经济部门的资本逻辑当中。可以说,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向来已经是新资本形态的表现,甚至这种新资本形态下的国际秩序本身,也已经不可能脱离中国这个社会制度上的“他者”而独自成立。因此在对新资本形态的分析当中,中国本土新资本形态的演进将直接为我们提供充足的研究对象;甚至这些新的资本形态最为新锐、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有时只有在中国本土才能找到。同时,探讨新资本形态的内在辩证矛盾与相应的治理方案,也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照。

  二、新资本形态的裂变形式及其界限

  马克思对于资本固有矛盾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新资本形态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后,资本的现实形态表现出了一些新变化。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洞见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同时利用对社会现象的客观性观察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时代问题作出有立场、有洞察的回应。

  新资本形态在现象上所表现出的多种有待阐发的裂变形式,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资本主义呈现出显著的金融化趋势。这主要表现为金融部门利润在总利润中所占的份额空前膨胀,大量资本从实体部门转入金融运作之中,导致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的挤压效应扩大、支配能力增强;经济增长越发依赖金融投机活动所支撑的资产泡沫。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发行公共债务或银行体系通过信贷创造货币的行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这一货币创造活动背后却缺乏实体剩余价值生产的支持。这在带来全球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也强化了笼罩着金融资本的拜物教意识形态,将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同其货币表现之间的矛盾提升到了新的神秘形态之中。在劳动者方面,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的挤压造成了实体部门工人就业状况不稳定,同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出现了消费信贷膨胀的现象,劳动者储蓄被越来越多地卷入金融投机活动中,劳动者开始按照金融资产投资者的形象来理解自身。由此造成的劳动者主体性形式的变化与劳资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分析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变迁时的一个基本背景。

  其次,全球经济中最具统治力的企业从制造业企业变成了科技巨头。1 这些企业市值极大、利润率极高,但雇佣的活劳动相对极少。从其业务范围来看,这些企业的主营业务大多是提供流通领域的服务,或从事非排他性的知识产品的生产,这些业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典框架之内,更接近不直接产生价值的经济环节。还有相当一部分初创企业处在实体剩余价值生产能力不明、靠推高企业估值吸引金融资本接盘来套利的阶段,这部分企业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也是不可忽视的。与此同时,在劳动者方面,当代高科技产业的兴起造成了雇佣劳动领域中知识劳动的增加,以及消费领域中消费行为与生产行为之间界限的模糊;随之而来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主体性结构的变化也有待解释。此外,过去20年间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在商学两界乃至大众舆论中间都造成了一种“技术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氛围。人们倾向于认为,技术的不断加速演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的”倾向,甚至从复杂系统科学的视角,将技术进步解释为具有生命的“技术有机体”。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自然的和永续的,科技行业作为人类命运的引领者在经济整体中受到特殊的崇拜。相应地,对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存在论层面变革的哲学思考,则多限于设想抽象的技术可能性对同样抽象的人的存在论状况的冲击。上述这些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恰恰忽略的问题是,被等同于人类的存在论命运的技术演进,在历史性的现实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中有其根源,并受到这些关系的限制。而一旦我们将这些社会历史性关系带入考虑,就有可能发现如下问题:在微观的或“工艺学”的层面上,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利润率的变化、金融资本运作的要求和劳资关系的新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科技垄断资本对技术路径的选择?将资本关系的性质嵌入了看上去是“自然的”技术演进过程中,进而嵌入了其所构造的日常生活方式中。在宏观的或经济周期的层面上,近20年来的新技术革命以及相应产业的兴起,究竟是有助于建立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和积累体制,是一种可以自发地、无止境地加速推进的趋势,抑或只是在一种不可逆地衰落下去的积累体制中尽可能地拖延系统性危机的尝试,并且受到这种积累体制本身不可逾越的限制。在这一视野下,当代技术演进究竟会导向新的长期增长动力的发现,或是导向其创新潜力的最终耗竭,导向资本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的自我扬弃,还是导向一种基于少数人占有技术工具的更恶劣的技术专制,则完全不是自明的。因此,如果缺少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的、关于上述问题的前提批判,那么任何关于新的技术可能性的抽象思想都有缺乏意义之嫌。

  最后,资本的主导性载体——货币,在当代社会历史情境中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以最为直接的方式昭示了新资本形态的产生,另一方面也最为直接地表现出新资本形态的内在矛盾。货币形态的变化首先是从人格化货币到分布式信用的转变。马克思早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就以否定性的态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此时的马克思是将信用放在异化逻辑下进行探讨的,即资本主义的信用就是在私有制的范围内人与货币达成一体化。马克思将信用看作是货币相对完善的一种存在形态,而银行则是信用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即货币的完成形态。2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用“信用和虚拟资本”以及“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两章更为详尽地探讨信用问题。3 无论是在对生息资本逻辑下的虚拟资本的探讨中,还是在对以银行为中心的信用制度的批判中,对于马克思而言,信用都是一种资本的虚拟化,因而它必然是以货币体系为前提的。

  然而,近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区块链技术所试图建立的分布式信用体系,恰恰是一种有可能不局限于货币体系,或者说有可能超越货币体系界限的信用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信用作为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行为规范,是内生于信用主体的。不同于传统货币衡量标准下的信用体系,在区块链的世界中,人作为庞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里的网络已经不再是1.0时代的信息互联网,而是2.0时代的价值互联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被盖上时间戳记录在可追溯且不可篡改的区块链中,个体间价值的互通不仅局限于以货币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区块链所提供的技术可能性是重塑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的机制。在一个中心化的信用体系中,人想要获得信用就需要得到中介机构的信任,然而这种中心化的信任总是可疑的。因此,人们一直在试图通过不同的技术、法制和组织形式在各个领域中建立互相协作的“信任”,“信任”本身也成为社会和经济领域实现协作可能性的重要成本来源。针对这一痛点,区块链凭借其分布式记录、不可篡改和可追溯性三大特点完成对底层信任框架的搭建,以便实现一种分布式的信用体系。“达成共识是区块链的运作核心。分布方式(区块链的基础)将权力和信用转移到分散的网络,授权网络中的节点连续并有序地将交易记录在公共‘区块’上,创建唯一的‘链’——区块链。”4 这种交易目前最为人所知的形式是比特币,且在此种形式上暴露出了比特币“挖矿”耗电量大、币值波动大、被不正当利用等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区块链技术在运用初期仍然有被金融资本收编并成为其运作方式的风险。但同时,比特币只是区块链技术的一种可能的运用,我们也有理由预期,它的其他可能的运用具有扬弃以金融资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信用体系的潜力。

  综上,基于资本形态在当代产生出来的新表现和新问题,以诸资本形态的收入来源为标准,近年来新产生的资本形态可归为三类:第一,通过利息和金融资产交易获得收入的金融资本;第二,通过类似于收取“垄断租金”的剩余价值分配活动获得收入的平台资本;第三,通过吸取来自用户的无偿数据劳动来剥削剩余价值的数据资本。

  要充分理解新资本形态上述裂变形式的生成逻辑和运行逻辑,需要用一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相融贯的方式,解析这些新资本形态的收益来源、资本构成和周转过程,将其表面上的拜物教式的形态还原到其背后的资本—劳动关系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可能由此产生出来的个别资本之间的关系、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资本集中逻辑。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原始积累理论和异化劳动批判理论等,参照当代欧陆思想家发展出来的知识—权力批判理论和生命政治理论,分析新资本形态下知识生产过程、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再生产过程、劳动主体性的重构过程以及存在论处境的转变过程等,并将这些过程还原到其在当代资本逻辑下的共同根源之中。

  借此,我们希望将当代思想对人类生存处境变化的、抽象的、非历史性的思考,转变为批判性的、社会历史性的思考,指出权力日益上升的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异己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性力量对人的存在命运的扭曲。在基础上挖掘资本逻辑本身驱动的新技术条件和生产组织形态中所包含的、克服资本逻辑的辩证潜力,探索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克服人类自己所生产出来的物质力量的异化形态,恢复对这种物质力量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的可能性。进而指出,资本逻辑在当代的各种拜物教式的裂变形态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归根到底还是资本逻辑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所包含的社会矛盾。而人类面对这些拜物教式力量的威胁,其重新掌握自身存在命运的可能性仍然在于建立一种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通过广泛的社会变革促成“自然规律”的变革。

  在此矛盾分析原则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尝试揭示新资本形态所包含的各种内在矛盾,例如:(1)资源共享与平台数据私有化之间的矛盾;(2)技术无限定的推进与利润转化对技术推进的限定之间的矛盾;(3)指向可持续发展的创业观念与投资人的短期收益率之间的矛盾;(4)科技企业所追求的高估值和高股东回报,同制造业利润率受到挤压之间的矛盾;(5)科技企业以“轻资产”模式减小固定资本投资风险,与全社会的建成环境高度僵化之间的矛盾;(6)灵活、实时、真实的数据生产,同数据垄断对市场价格的扭曲之间的矛盾;(7)知识经济的意识形态同“系统性愚蠢”5 之间的矛盾;(8)消费互联网对高消费的依赖,同智能技术造成工人失业、总需求萎缩之间的矛盾;(9)资本逻辑下积累的技术能力的应用潜力,同其资本逻辑下的应用对技术潜力的扭曲之间的矛盾;等等。对以上这些矛盾的分析,最终将为探讨新资本形态的界限以及对它们的超越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三、新资本形态自我颠覆的可能性路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再次感到对于设想一种后资本逻辑的迫切要求。这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资本主义尽管采取了各种修复机制来维持增长率、延缓下一次致命危机的到来,但是一种长效的积累体制始终没有成功地建立起来。不少学者认为,这或许进一步证实了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非常漫长的衰退周期,甚至迎来了过去200年间人类经济快速增长的历史的终结。6 而且,资本主义使用的新的修复机制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金融掠夺、货币超发、增加全部门债务水平的基础上,这使得资本主义声称要增加社会总体物质财富、增进全人类福祉的意识形态神话濒临破产,其掠夺性的实质暴露了出来。同时,资本逻辑本身所推动的,并对其寄予厚望的新一波技术革命,反而激活了人们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想象,因为这一波技术革命至少提供了生产资料公共化、共享化,生产过程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得以高度计划和协调,尤其是以物质资料的使用权代替所有权的可能性的一种直观印象。

  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思考一种后资本社会的可能性,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我们始终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马克思在19世纪所预见的、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自然消亡,并向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过渡的过程。这种情况只有在今天,乃至从今天开始在可以想象的未来的技术水平上才是可能的。不过,这需要首先区分这些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和非资本主义运用(乃至区分资本主义所选择的技术路径,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能会选择的另一条技术路径),在新的物质基础上重新界定包括法权观念在内的各种社会历史性的观念和制度框架,并且先行规划生产力的发展自行冲破资本关系外壳的可能逻辑。据此,有必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中对资本主义自行扬弃逻辑的设想,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界定入手,展开如下方面的讨论:

  首先,探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主导性方式,即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以及这一趋势在新资本形态当中的显现。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社会消费力”的概念,认为社会消费力既不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7 这种分配关系也决定了大多数人的消费只会被限定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消费是一种不充分的消费,这种不充分的消费并不能规避生产过剩的危机。大量的共享单车“横尸街头”,就是对资本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盲目扩大对不变资本的投入,最终导致资源浪费、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这样一个资本增值恶性循环的最好例证。另一方面,有可能消解掉这一问题的方式就是对对抗性分配关系进行重组,实现社会消费力的变革。这种消费力变革的实现需要依托于物联网平台的产消一体化,即将一种大规模生产转变为大众生产。这种大众生产的前提是3D打印等新制造技术的普及,即“人人可打印,一切可打印”所带来的分布式生产。如果不变资本变成分布式的,那么工人就有可能不再因为无法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同时,规模化生产的打破有可能导致资本家也无需再对不变资本进行大量投入。而当3D打印技术进一步嵌入物联网基础设施,则意味着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产消者”,都可以采用开源软件生产产品,以供使用或共享。这种通过接入物联网基础设施来生产、营销和分发实物的方式将极大地影响空间范畴的社会组织,实现一种社会消费力的变革。

  其次,探讨新资本形态中所蕴含资本拓展的自我界限及其可能的超越。其中包含的问题有:生产自动化所带来的生产过程中雇佣活劳动的急剧减少,会以何种方式激化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知识化和网联化,是否具有塑造一种非私人占有的公共资源的可能性;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的生产智能化,是否有可能克服自由市场体制和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体制之间的两难,建立一种能兼顾计划和效率、多点互动、实时协同的参与性经济计划,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资源分配方式;共享经济模式以及相应的物质生产技术,是否有可能以对物质资料的使用权代替所有权,不仅做到私有产权的公有化,甚至扬弃“所有权”的概念;区块链技术是否可能逆转目前金融和互联网经营模式下社会资源向最顶层集中的趋势,建立一种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就目前的技术演进路径而言,其自身内部是否包含着内在地有利于资本的倾向,如果是,那么其后资本主义的形态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可能的;如何善用当代技术所包含的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辩证潜力,建立一种能自我存续、循环乃至扩展的公共性共同体,防止技术资源被资本占有和收编;等等。

  最后,新资本形态中包含的自我悖论,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为未来社会的构图奠定现实基础。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能包含如下这些方面:区块链技术同基于财产权的法权关系的对抗、人工智能技术对订制性生产方式的促进、共享平台对物的有用性的还原、货币的幽灵化构筑物物交换的新经济形态的可能性等。例如,面对共享经济的问题,讨论可以从其包含的自我悖论入手,切入左右共享经济之本质的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如果说初期的共享民宿Airbnb还是一种将闲置房屋进行再利用,或者说避免“剩余”的有益方式,那么为解决“最后一公里”而出现的共享单车则纯粹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需要。这种通过贩卖绿色出行、环保出行、共享理念等概念来制造出一种消费需求的方式,正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消费”。这种意识形态消费实际上消费的是理念而非商品本身,某种意义上,它是对一种新理念的实践,贴上“共享”标签后的自行车具有了表征性和象征性,商家试图通过一种文化行为来粉饰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但同时,它所宣扬的绿色、环保、节约等观念能够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最终为未来推崇使用而非拥有的共享观念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实际上,经历了共享单车模式的长期“训练”,并且随时能接触到提供共享单车服务的技术基础设施的消费者,已经很难在单车领域再接受基于私有制的付费关系了。

  再以区块链技术为例。它有可能颠覆此前基于银行系统或垄断性高科技企业的中心化信用体系。它的分布式账本体系所带来的分布式、多方共同维护的技术信任框架,不仅会造成点对点信任关系的变化,也会造成某种体系化的生态型变化,而其中最为重要的维度是对于财产权确权中介的“去人化”。这种去人化首先体现在对于传统金融行业,譬如对银行、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的替代或消解;其次它还将在传统中心化模式中难以确权的智能财产和声誉财产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最后这种区块链技术支撑下的去人化、无中介、点对点模式有可能极大地拓展信用的范围和累积、交换方式,以至于使得财产权的确权呈现出一种信用化趋势,且这种信用化有可能并不是基于货币体系的。这也是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基础设施超越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信用体系的可能性所在。区块链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Blockchain Studies)的创始人梅兰妮·斯万认为,“区块链是任何事物所有量子数据(指离散单位)呈现、评估和传递的一种新型组织范例,而且也有可能使人类活动的协同达到空前的规模”。8 她将区块链已经带来的和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创新分为三个阶段:区块链1.0是对货币体系的革新,重塑货币的转移、汇兑和支付系统;区块链2.0是对合约体系的革新,它的应用广度将超越现金的转移,譬如在股票、期货、按揭、产权、贷款、智能资产等多方面得到应用;区块链3.0将会超越货币、金融行业,这时的区块链应用将会覆盖健康、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它有可能通过分布式、点对点、“物物”之间的直接交换摆脱中心化金融中介的束缚,使得生产者本身可以获得更大的交易自由,也使价值的生产回归到劳动的本源。劳动成果交换的即时性和便捷性,将会实现对劳动者价值体验与价值判断的重塑。

  资本逻辑在当代技术条件下实现自身扬弃的上述几种路径,一方面只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从来不会单凭自身就足以成为一种必然发展壮大的趋势。在资本形态快速变化、资本逻辑内在矛盾快速演变和激化的当代,相反的可能性总是共同存在的,哪一种可能性会占据优势,则取决于人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识别和利用它们。因此,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框架,对当代新资本形态及其未来可能的演化进行理论透视,是关心人类长期命运的思想者们的一种共同的思想责任。全球资本主义在当代发展中所蕴含着的巨大张力,以及各种意识形态性的或理论性的对于某种历史转折的预期,已经预示着:思想在这个时代渴望介入现实,而更重要的是,现实在这个时代到处都呼唤思想介入自身。

  注释

  1.参见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变革的力量》,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7页。

  2.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7—170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33章。

  4.威廉·穆贾雅:《商业区块链:开启加密经济新时代》,林华、徐红、许余洁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31页。

  5.“系统性愚蠢”(betise systémique)是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创造的概念,意指技术设施对人的理智能力造成“短路”后,人的认知能力由于高度依赖于体外设施而退化的现象。参见Bernard Stiegler,états de choc:Betise et savoir au XXI siècle,Paris:éditions Mille et une nuits,2012,p.77。

  6.相关学者的论述中,最著名的是沃勒斯坦晚年的代表性观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之后已经系统性地偏离了平衡,并进入了任何复杂系统都不可避免的解体阶段;而何种体系会接替这一世界体系,未来的新体系是更好还是更坏,则取决于现阶段的斗争状况。参见I.Wallerstein et al.,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罗伯特·戈登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创新浪潮的渐趋乏力和耗竭,有可能表明过去25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而不是永续增长的保证;未来的经济增长有可能低于历史上任何时候。参见Gordon,“Is U.S.Economic Growth Over?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 NBER Working Paper,no.18315,Cambridge,MA,2012。大卫·哈维在其著作《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引用了戈登的观点,参见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191—192页。国内学者当中,孟捷和高峰都主张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很可能进入了又一个漫长的萧条长波。参见孟捷:《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矛盾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高峰:《论长波》,《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1期。张晨、马慎萧认为,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两种措施都没能重建资本主义积累体系,这暴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晚期”特征。参见张晨、马慎萧:《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4期。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73页。

  8.长铗、韩锋:《区块链:从数字货币到信用社会》,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81—182页。

作者简介

姓名:夏莹 牛子牛 工作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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