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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要构筑中国学术话语
2014年11月02日 11: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13期 作者:钱乘旦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学术不能再人云亦云。

关键词:学术;中国学术;学术评价;话语体系;西方话语;西方学术;中国学术话语

作者简介:

    【核心提示】中国学术不能再人云亦云,不能再唯“外”是从了。现在缺少的正是思考,是在思考基础上的分析与批判,这是当前中国学术最大的障碍。

 

  中国学术发展到现在,必须构筑自己的话语。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学术就很难有突破。

  近代中国学术倚重西方话语

  中国学术史可以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古代”学术延续了几千年,形成一套中国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近代”学术起于西风东渐,到现在已基本纳入西方模板,就连“国学”也差不多放到西方的框架和方法中去研究了。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人大规模引进西学,开始了中国学术的彻底转型。这一方面打破了中国学术封闭的状态,让国人接触西方思想和文化,对改变国人观念、推动中国转型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一种新的思想定见的形成,即凡是西方的都是“进步”的,凡是中国的都是“落后”的。这种判断固化之后,就成为一种观念崇拜,如宗教一般进入中国人的思想。

  现在,中国人头脑里装满了“进步”、“发展”、“先进”、“落后”、“规律”、“必然性”这一类西方文化特有的概念,为了不“落后”,因袭照搬西方话语,也就成了中国学术“进步”的标志。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越来越“欧化”、“美化”,其原因就在这里。这不是说,中国学者不在做中国学术,而是说,有更多的中国学术变成了西方学术的传声器:套用西方方法、论证西方结论、用西方语言说话,甚至直接重复西方话语。

  从历史背景下看,这是可以理解的。明清以来,中国日趋封闭,其思想与学术也日益僵化,丧失了应有的活力。19世纪中叶,西方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给中国造成深刻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为救亡图存,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将注意力锁定在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理性”上,认为这些是西方强盛的基础。对意识到自己的欠缺而急迫盼望摆脱困境的几代中国人来说,汲取西学便成了“进步”之事。这导致近代以后中国学术的全面转型,从内容到方法、思维方式、语言,皆以“西”为师,及至今日,“西”师已成定型。

  “以西为师”经历了几个阶段,19世纪首先“欧化”,20世纪初“欧化”与“美化”交叠,然后是一统“苏化”;经历了“苏化”以及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时,人们发现中国与世界又脱钩了,再一次进入自我封闭。为改变这种“落后”状态,思想、学术界再次引进外国“产品”,这一次主要是美国“产品”,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西方(以及西方学术)的态度明显和“中国落后”的心态有关,人们希望引进“先进”,改变“落后”。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了解和介绍,我们对西方学术和西方思想已经不再生疏,甚至相当熟悉了——该翻译的差不多都翻译了,现在甚至已开始翻译三流、四流作品;外来成果的权威性已经绝对树立,如一篇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可以是中国学界百谈不倦的经典。西文新出现的词汇立即在中国使用,于是中文就不够用,出现许多新造术语;某个新概念,更不用说“新体系”,一经出现,用不了多久就在中国刊物上被“复制”。中国人经常说: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对我们的了解多得多。这是决然不错的。总之,中国与西方的接轨很通畅,中国学术已经不封闭了。

  中国学术需要独立思考

  但问题出在缺乏思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的危机是迷信盲从,而不是封闭无知。无疑,我们对西方学术仍需要关注,抱虚心学习的态度,紧追学术前沿,舍此就不能进行学术交流、不可开展学术对话。但无论是学习借鉴还是交流对话,都意味着“先了解、再吃透、有思考、做分析”。笔者认为这12个字很重要,做好学问需要这12个字。

  其实,西方学术中最值得赞赏的是它的独立思考与批评精神,有了批评才有创新,也才有活力。西方人在不断批判自己:康德批判、黑格尔批判、“科学理性批判”、“工业资本主义批判”,等等;通过批判前人,后人成就出新的理论和新的体系,如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凯恩斯批判国家放任主义,新的“主义”在批评中产生,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发展的。设想哪一天,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例如“哈贝马斯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这样的作品,即便它显得幼稚,也是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到那时,中国就出现“大师”了。

  学术要求思考,思考是批评的第一步。中国学术不能再人云亦云,不能再唯“外”是从了。现在缺少的正是思考,是在思考基础上的分析与批判,这是当前中国学术最大的障碍。现在的中国学术不是无知,而是没有自信,中国学术应当构筑自己的话语了!

  构筑中国学术话语

  构筑自己的学术话语,中国学术有丰富的资源。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也有一百多年学习西方的经验,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可以互补,其理论和方法各有所长。比如,西方的逻辑是非此即彼,中国的思路是相生相克;西方倡导人胜自然,中国相信天人合一;西方主斗、以力克人,中国主和、以柔克刚;西方言“必然”,中国言“或然”;西方重“法”,中国尚“德”;西方趋“利”,中国劝“义”……这些都是差异,但现代社会走到今天却已说明:若将东西方文明联系起来、取长补短,则能更加赐福于人类。

  研究现实问题也是如此。例如,先秦时期“合纵连横”的理念和方法,对于当今社会中的外交活动不无启发意义。中国自古就有自己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把这些和当代西方理论结合起来,可以产生独特的民族研究话语。

  19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参照西方理论,结合自己的思考,以期提出突破性的发展理论。中国的历史资源和学术资源是一笔宝贵的财产,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却被有意识地忽视或丢弃了。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学术和社会的角度看,则不免片面,应该予以纠正。构筑中国的学术话语需要利用多种资源,包括中国自己的资源,也包括从中国之外获取的资源。正因为如此,封闭不可取,思考更重要,盲从要不得,独创是目标。

  (本文系教育部理论研究课题(12JFXG080))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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