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概念提出以来对其最完整、最清晰的阐释，成为目前中国智库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意见》发布之后，全国各级政府对智库建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党政军系统、社科院系统、高校系统都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智库建设。结果则是所有的政研室、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似乎都摇身一变成了智库。

　　对此，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的是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及公共政策制定的多元参与，从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增强国家软实力。因此，中国的智库建设应该以此宗旨为导向，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避免无序的一拥而上。

　　本文针对我国三种主要智库，即党政军下设研究机构、社科院和高校下属研究机构展开分析。这三类智库都是官方和半官方智库，且多是历史相对悠久的科研机构，在向智库转型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问题，形成了改革的瓶颈。本文拟就这三类智库转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一些发展与改革思路，以期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有所启发。

　　一、重新规划智库分工  发挥各自特长

　　此三类智库大多正在原有科研机构的基础上进行转型，而这种转型并不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完成的，须针对智库建设的需要在国家层面重新明确各自的特色和分工。

　　（一）党政军下设研究机构

　　党政军下设研究机构由于和党、政府与军队的密切关系，可直接、准确地获得党、政府和军队的决策需求，具有发展智库的天然优势。这类智库应坚持进行应用研究，且可偏重于现实问题对策研究，根据智库隶属的党政军机构所辖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此外，这类智库适合承接涉密课题，应该着重在军事、安全及重大战略领域树立自己的权威。

　　这类智库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和内脑功能区分度不够，独立性不足，过于依附所属系统和部门。这导致智库在对公共政策提出观点时，过分顾及本系统和本部门的利益，而缺少全局观，从国家层面上来说，不利于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形成。对此，智库负责人需要有宽广的视野和胸怀，上级机构也要适度放松与智库的关系，使其能有效发挥外脑的作用。

　　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韩国智库在发展初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其主要智库也都是政府部门下设的。为解决这一问题，韩国在1999年设立了经济人文社会研究会，直接受国务总理领导，其主要功能就是确立国家智库体制的基本框架，并管理分属于经济政策部、资源及基础设施部、人力资源部、公共政策部的23家政府智库。该研究会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负责协调各部门智库的研究方向，并促成智库的跨领域合作，以此遏制部门利益倾向。[1]

　　（二）社科院

　　社科院基础理论研究历史悠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一直承担着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功能。在目前发展智库的大环境下，社科院被寄予厚望，同时也面临转型的挑战。具体而言，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中国社科院学科配置较为齐全，科研人员规模庞大、素质较高，资金充足，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作为智库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笔者认为，中国社科院在转型中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保持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并使其成为应用研究的强有力支撑。二是要注重培养应用研究人才，在资金分配、课题内容方面向应用研究倾斜，逐渐形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平分秋色又相辅相成的局面。三是作为唯一的国家级社科院，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长期性、战略性研究上，着重解决一些需要理论和科学调查支撑的问题。四是要注意各学科、各二级研究单位的融合，利用好学科齐全的优势，在培养、建设智库时有意识地打破各研究所的行政藩篱，整合已有资料、数据、学术成果，更加高效、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

　　为配合智库建设，中国社科院正在进行机构改革，以原有研究所、研究中心为基础，组建了11家专业型智库，部分按市场化模式运作，在功能上也与传统学术研究机构区分开来。中国社科院的智库转型尝试或许可以起到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