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学是对海外学者关注探讨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系列研究的总称,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对海外学者的研究进行的再研究,这一研究是在历史更加久远的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上适应我国文化发展和改革建设的新要求而提出来的。与海外汉学研究相比,其特色在于更加关注海外学者对中国现当代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研究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因此,海外中国学研究对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和文化建设更具有相关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任务的同时,也推出了“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的举策,在教育部文化部等相关部门的具体实施方案中,则进一步把“积极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重点措施之一。因此,积极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这一工程目标的重要途径。

　　那么,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看待呢?我认为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是提升中国形象、扩大中华文化影响的内在要求。文化的影响力与国家的发展和在世界的地位是直接相关的。与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地位相适应,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自古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国际影响力,随着持续不断的中外文化交流而扩散到世界各地,对世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步入衰退,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在近代以来对中国的不断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开始逐渐削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梦想,中华文明开始再现生机;经过2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管遇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挫折,但是随着中国独立的世界大国地位的日益巩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舞台上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功跻身于世界大国、强国的行列,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文化的传播更加广泛,影响力日益扩大,一股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正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未来的世界将是中国的世界,是中华文化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世界,只有主动地适应和融入这一世界,本民族和国家发展才会有更广阔的空间。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世界影响力迅速增长所不完全相称的是,现实地看,中华文化还没有像“中国制造”那样传遍世界各地,也还没有达到被人们所广泛认识和认同的程度,有的人仍然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中国,对中华文化怀有这样那样的偏见;有的人对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全然不知、置身事外;有的人则抱着警惕和敌视的态度对待中华文化和中国崛起;等等,这说明,中华文化还需要不断走出去,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来扩大影响,让大家在交流中了解中华文化,接受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这样的人民增加了,力量增长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就会大大增强,中国发展的世界软环境就会大大改善,中国的发展也就更具有可持续性。

　　要真正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好文化的手段,即开展对外文化宣传,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促进对外文化贸易,而且文化的手段更持久、更有效、更宜于为人们所接受。要运用好文化的手段,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要开展基础性的研究,因为只有了解他国人民对我国文化的需求,找到他国文化和我国文化的结合点,才能选择合适的交流渠道和方式,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共赢。而开展这样的研究,正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因此,海外中国学研究就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先行官,就是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文化大使。

　　第二,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是推动我国文化领域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说到底是文化的理念、精神、形象得到世界人民的的喜爱和认同,其外在形式是通过人才、成果的宣传交流来实现的。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既是文化交流的最好媒介,也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只有自身拥有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人才和成果,文化走出去才能真正实现。千百年来,历史人物、科技文化发明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体,正如四大发明、鉴真东渡、丝绸之路开辟、郑和下西洋等等所起的作用一样,今天要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同样离不开优秀的成果和人才。美国依托其著名学者的思想著作和好莱坞大片等文化产品极大地扩大了文化影响力,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们也必须善于把我们的学术大师和学术精品推向世界。为此我们必须首先从人的层面搭建走出去的桥梁。比如,我们需要培养学者科学认识和评价我们自身的文化产品的潜在价值,需要培养众多熟悉国外语言和风俗的翻译家、艺术家,需要一大批懂得市场化运作规律文化产业化人才。人的问题解决了,成果就会不断创作和挖掘出来。因此,从学者专家层面、从优秀成果层面作好准备是前提,是基础,只有这个基础打好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才能源源不断,才能经久不衰。

　　当然我们还要通过加强研究,着力培养一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专门人才。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了解海外学者、海外社会对我国文化的看法和需求,我们就会走弯路,打败仗。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加上历史文化的雄厚积淀,我们已经拥有了走出去的资本,但是为什么走出去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不够快、不够好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海外各国的文化需求还没有充分了解和掌握,更没有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有时难免会花了很大的气力但收效甚微,有时又会“无心插柳柳成荫”,工作陷于主观和盲目。我们要通过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培养一批熟悉国外文化现状和需求,熟悉国外学者研究动态,能够和国外相关文化领域专家交流,能够引导运作外向型文化发展的专家,以更富有成效地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产品推介到国外。当然培养这样的人才并不容易,我们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国内的学者要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努力把自己的文化创作和国际接轨,运用国际通用方式进行文化产业化运作,从而既努力创作具有本民族风格的优秀文化产品,同时又善于把它推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葩。

　　第三,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促进中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的滋养,离不开遍取各国文化所长为我所用,如果只是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搞孤芳自赏是万万行不通的,这就既需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走出去和请进来是相辅相成的,走出去是为了请进来,请进来才能更好地走出去,两者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在促进本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引进了国外的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的生产水平管理水平才迅速提高,从而又反过来使我们的产品迅速占领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

　　交流才能提高,合作才能共赢。当前,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离不开世界各国的经验,离不开各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比如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构想,它既是对我国面临的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理论成果,同时也源于对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体现了中国的社会责任;我们倡导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也得到了世界各国政治家和人民的积极响应。这些符合人类利益和需求的战略构想的提出,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形象,为我国赢利了良好声誉。加强对这些问题的比较研究,可以促进各国学者进一步增强责任,加强合作,取得共识,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海外中国学研究听取他人的意见,吸收国外的智慧,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在各方面的发展中都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一方面要加强探索,不断实践,以求得对一些规律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要对别国的发展进行总结,掌握最新研究动向,从别国专家的研究中听到真知灼见。目前许多西方学者在多数领域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握有研究的话语权,我们要在交流中掌握理论精髓,不断予以发展,及时为我所用。当然我们要以辩证的态度看待西方学者、智囊们的意见建议,绝不照抄照搬,要注意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正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学者们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

　　第四,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经之路。民族文化的繁荣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身创造活力的迸发,这是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要推动文化走出去,也首先要依靠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当然,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交融会极大地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众所周知,文化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只有是民族的才会是世界的。要弘扬民族文化,必须不断继承、创新和发展传统文化,而不能一味迎合他国民众的口味,这样就会失去文化的民族性,失去文化的特色。

　　海外中国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开辟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通道,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创新,因为只有在交流和比较中,我们才会发现民族文化的优势与不足,才能发现民族文化发展的生长点,才能从别国文化的发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比如,文化的产业化是近年来我们才产生痛切感受和迫切需求的一个领域,因为由于产业化步伐的缓慢,致使我们的文化产品屡屡成为他国文化发展之“嫁衣”,如《花木兰》、《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都曾被其他国家改编创作,成为颇具经济价值的品牌。这反映了我们在文化创作和产品开发上的不足。正是由于看到了不足和差距,所以更加重视文化创作,更加重视文化产业,更加重视文化交流。相信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经过各界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定会早日实现。

　　直挂云帆济苍海,乘风破浪会有时。海外中国学研究适逢盛世,恰逢其时,一定可以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韩强(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主任、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