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特别邀请了武汉大学原校长顾海良代表、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代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委员，围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进行深入探讨。

　　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同时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如何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研究，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在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中，初步完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构建。”顾海良代表认为，这主要包括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理论等。

　　“的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我们当前的经济工作正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解决中国经济如何克服‘三期叠加’带来的挑战。”黄泰岩代表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绝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西方供给学派将放松管制和减税这两个核心理念奉为圭臬，我们则是强调要素升级、结构优化和制度创新。

　　李稻葵委员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排斥用“有形之手”干预经济，中国却通过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有效结合，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事实胜于雄辩，在经济运行良好的时期和地区，一定有市场与政府的协同发力。”李稻葵委员说。

　　理论创新的实践底色

　　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蕴藏着理论创新的巨大动力、活力和潜力。顾海良代表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是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

　　黄泰岩代表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照猫画虎、简单模仿。“而且，我们没有局限于过去的经验教训，而是进一步针对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经济转型问题等，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出指导下一步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想。”

　　“没有丰富的经济实践，就难以有成熟的理论范畴。”李稻葵委员认为，中国经济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举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国有企业会影响经济运行效率，但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应对危机冲击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维护了经济的平稳发展。